人文西安
半坡遗址是中国首次大面积揭露的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并确定了新的考古文化类型。其意义重大,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它的存在,犹如再次发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研究黄河流城原始氏族社会的内涵和性质,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他们在发掘遗迹、保护遗迹和展示出土文物方面,具有开创性、创新性和创造性,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西安半坡博物馆
(一)开创性地进行大面积揭露,在探索中摸索出中国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方法
根据石兴邦先生的回忆,他们在进行半坡发掘时,考古队不是按照以往打探沟的工作方法,而是学习借鉴苏联遗址发掘的经验,采用大方块开掘方法(即探方法)进行大面积、分区、分层的揭露,当所在文化层的遗迹出现时均先保留不动,等待全范围揭开后,再作观察分析,然后研究第二步的下掘计划和方法。像这样全面揭开后,人们对文化迹象看得清楚,了解得深刻。这与过去打探沟、切成条条进行分割大有不同。同时采用文字记述、照相和绘图等方式将文化遗存及其部位、原有保存状态、层积关系和类型数量等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而且,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同时发现的动物、植物、土壤等标本,也都做了选样采集,从而为探索当时的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提供资料。这种方法一经采用,就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于是得到了普遍肯定,并被推广至今。这也是半坡遗址的原始面貌得以保存完好并展示在观众眼前的根本原因。这种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上尚属首次,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创新性地进行开放式发掘,在实践中发挥了公众考古的教化功能
根据石兴邦先生的回忆,半坡遗址的发掘,从一开始就采取开放的方式,这正是今天所谓的公众参与式和体验式考古的前身。这是基于当时对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任务而采取的方式。1955年秋,北大考古专业班15名学生来半坡实习,有力地推动了这种开放式发掘的巨大影响。他们看到附近的农民、工人和中小学生常常跑到工地来参观,他们的好奇心很强,对文物的兴趣很大,于是在学生们的提议下,充分利用这次发掘中揭露出来的重要遗迹如房屋遗址、窖穴、瓮棺葬和大批的工具和陶器等,搞了一个考古现场展览会,引起轰动。展览结束以后,又不断接待了慕名而来的多个国内外的考察队、参观团。其中在1956年春,石兴邦等接待了第一个日本考古访华团,是由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来的,由每日新闻社资助,半坡的发掘发现对他们产生了极大震动。回去后,他们合写出版了一本《中国考古学之旅》,对战后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前来西安参观半坡遗址,对新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保护政策大加赞扬。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半坡遗址成为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开始名扬天下。这种现场宣传教育的方式具有开创性,让观众(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树立其民族的自豪感,又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党的文物保护政策,弘扬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三)创造性地对遗址进行原地保护,建立了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开创了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先河
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具有创造性,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考古遗址博物馆。事实证明,这是对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原地保护、原样保存和有效利用的最好形式和最佳模式。博物馆成立和开放后,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半坡博物馆建成后,不论其规模、内涵和形式,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是向国际展示新中国文物保护与研究最好的窗口。当时国内外领导人、著名学者等来到西安都要到半坡来参观,并题词留念,国内领导人除毛泽东外差不多都来过。这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通过距今大约6000年的人类遗址和文物的展示,半坡博物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学习和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和劳动创造历史的实证场地。兵马俑被发现以前,半坡遗址是西安最主要的旅游参观地,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在考古发掘的文化点址上建立遗址博物馆,这种集保护文物与弘扬文化为一体的展览模式,很快得到文物考古界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认同,并形成共识,因而成为经典范例。此后,全国各地凡具条件的文化点址,都成立遗址博物馆,而且每年还在增加。其中著名的有宁波河姆渡、杭州良渚、沈阳新乐、郑州大河村、济南城子崖址、秦安大地湾、宝鸡北首岭、广汉三星堆、三门峡仰韶以及北京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和西安秦始皇陵与兵马俑、汉未央宫和唐大明宫等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以其历史遗迹的特性和身临其境的感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四)考古发掘、博物馆保护、学术研究三位一体的模式,奠定了我国史前研究的重要基地
半坡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并开展史前文化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成就,因而成为国内外考古学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家的必到之地、向往之地。
如前所述,半坡遗址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带有培养新的考古人才的职责,在最初两期的发掘实践与现场教学中,参加实习培训的人员有200多人,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正是因为这一独特价值,半坡遗址曾经被戏称为中国考古界的“黄埔军校”。这批人果然成为新中国考古界的中坚力量,其中的很多人成为考古大家。“没有半坡遗址发掘的先行经验,就没有后来的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秦安大地湾等同类遗址的成功发掘。因此不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分。”
半坡遗址发掘告一段落以后,半坡考古工作者就有计划地开始对浐河和灞河流域进行了普查,发现了高楼村遗址、田家湾遗址、鱼化寨遗址、马腾空遗址、大白杨遗址、三桥遗址等数十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而且都是密布在河流两岸,沿着河流不断发展,有一定规律。那时候他们设想要一条河流一条河流地开发研究,一个氏族一个氏族地进行解剖,从而“复原中国氏族社会的图景”。所以,半坡博物馆在史前遗址的发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独立发掘或参与发掘的有临潼姜寨、临潼白家、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岐山王家嘴、岐山双庵、华县南沙等26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其中有上千件珍贵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半坡博物馆的藏品,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证资料。
半坡博物馆成立以后,编辑出版定期刊物《史前研究》,成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阵地,出版了大量的高质量的优秀论文,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半坡遗址的发掘,在中外考古史上具有破天荒的重要价值,它所揭露的史前人类遗址首次全面直观地展示了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生存的面貌,揭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状况,是进行人类社会发展史教育的最好实证。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开创了遗址博物馆的新时代,值得永久纪念。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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