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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明数百年的发展，唐代的乐舞百戏呈现出精彩纷呈的繁荣局面，而在演出场地的选择上，在继承汉代殿堂、庭院和广场演出的基础上，唐代又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常设的比较固定的戏场。

据宋初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慈恩、青龙、荐福、永寿是当时长安城比较有名的佛教寺院，分别位于晋昌坊、新昌坊、开化坊和永乐坊”。这些寺院中的戏场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前往观看乐舞百戏表演的常设的相对比较固定的场所。唐代长安的戏场之所以多集中于寺院之中，则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早在北魏时期，洛阳的寺院就开始在“行像”或“六斋”的节日表演乐舞百戏，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唐代长安的寺院则更进一步，将这种乐舞百戏的演出经常化，演出的场所自然也就随之逐渐固定了下来。另一方面，在唐代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中，宗教信仰自由，佛教兴盛，信徒众多；加之寺院人文气息浓厚，园林胜景诱人，因而常是游人会集之处。尤其是慈恩、青龙两寺，游人最多，带有集市性质，所以成为戏场集中之地。而这些戏场的吸引力也还确实不小。据唐代张固《幽闲鼓吹》记载，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十一月，万寿公主的丈夫起居郎郑颢的弟弟郑得了重病，宣宗特意派人前往探视。回来后，宣宗就问：“公主何在?”探视的人回答说：“在慈恩寺看戏场。”宣宗还为此责备公主说：“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由此可见，当时戏场的演出吸引的观众很多，连公主也被吸引走而不去探望病重的亲人了。

除了上述这些常设的比较固定的戏场之外，像汉代那种殿堂、庭院和广场演出的形式仍继续得以保留;尤其是广场演出的形式，在当时乐舞百戏繁盛和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更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尽管这些演出多是临时的或不经常的。像长安的东、西两市所进行的“斗声乐”比赛，就选择在宽阔的天门街(即朱雀大街)。每至千秋节、正月十五等大型节日，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就要在兴庆宫勤政楼南广场杂陈乐舞百戏，“纵士庶观看”。唐睿宗(684-690、710-712年在位)也曾于上元节期间在皇城安福门外令宫女和长安、万年年少妇女二千余人踏歌取乐。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宴群臣及河源王诺曷钵于玄武门，奏倡优百戏之乐。”景龙三年(709年)二月已丑，中宗(684年、705-710年在位)登玄武门楼，观宫女分朋拔河为戏，并遣宫女与宰臣公卿为市肆之戏中。诸如此类，均应属于广场演出的形式。另外，仲无颇在《气球赋》中更明确指出：“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唐玄宗在开元二年(714年)的敕令中也有“广场角抵，长袖风飘，聚而观之，浸而成俗”的明确提法。这些都说明广场演出是唐代长安比较常见的形式。

在我国古代，宴饮和欣赏乐舞百戏常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宴饮之所也就常常成为欣赏乐舞百戏的地方。汉代如此，唐代亦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当时长安东、西两市上的旗亭酒楼时常成为人们欣赏乐舞或者百戏的地方也就不足为怪了。像唐代薛用弱在《集异记》中就提到，唐玄宗开元(713-714)年间，有三位当时齐名的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一同到长安的一家旗亭(酒楼)饮酒，就碰到有十几位宫廷乐手和四位妙伎在此奏乐唱诗，而且唱的还都是三位诗人的七绝。此外，西内百福门内有百福殿，内有亲亲楼，为诸王会宴之所甲。位于兴庆宫西南隅的花萼相辉楼，是唐玄宗与诸王“会集宴乐之地”。大明宫中的永乐殿为穆宗(820-824年在位)所置，是他与后妃公主们的宴乐之所。而大明宫西北隅的九仙门内还有斗鸡楼。诸如此类，均应属于皇室在不同时期进行宴集和观赏乐舞百戏的场所。至于著名的平康坊北门三曲，本是能歌善舞的妓女们集中的地方，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京都侠少、新进士和有钱有势者饮酒作乐、欣赏歌舞的“风流薮泽”。

另外，宋代乐史的《杨太真外传)曾经提到：“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两市当即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杨太真、贵妃均指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这表明在唐代长安的市场上已经有了专业的杂戏表演队伍，他(她)们可能天天在东、西两市进行表演。至于其表演的场所，既可能是地形开阔、人流众多的市内广场，也可能是固定的戏场。宋代市场上专门表演百戏杂剧的勾栏、瓦肆，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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