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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和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和友好往来，特别是在唐代，两国交往更加频繁，日本先后十余次派遣规模很大的遺唐使团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
据《大日本史·礼乐志》记载：“推古朝(593-628)，皇太子厩户最好而讲之，于是韩、吴诸乐始行于世。”“时方通西土(指中国)，故伶官又传隋唐之乐。”所谓韩乐即朝鲜音乐，传入日本较早，但它已受中国音乐的影响。而吴乐即指中国音乐。“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年)，日本仿唐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当时传去的隋唐乐曲有一百五十多个。在乐制方面，《大日本史·礼乐志》说：“本朝所传乐制，五声六律轻重之法，不可得而详也。盖其始受之于隋唐。”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在中国留学十几年的吉备真备归国，他带回去的书籍和物品当中有铜律管、方响、《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相传为武则天所撰，在中国到宋代就失传了，日本保存的现在也只剩第五、六、七这三卷了。其中有论乐律问题的重要材料。这些器物和书籍对发展日本音乐是起了作用的。
日本圣武天皇设置了“内教坊”，令女伎专门学习唐乐及踏歌。踏歌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天平神户二年(766年)，唐人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在日本的舍利会上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二年(768年)，法华寺举行舍利会，在日本做官的中国人袁晋卿奏唐乐，“因进其位”。到9世纪初年，“遣唐判官”菅原清公归国，更促进了日本学习中国的运动。嵯峨天皇在弘仁九年(817年)的诏书中还让“肄百官乐舞”，也就是学习唐朝的乐舞。日本音乐家藤原贞敏曾任“遣唐使准判官。”他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拜琵琶能手刘二郎学习琵琶技艺，“末几，殆尽其妙。二郎重授谱数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筝。”“二郎赠紫檀、紫滕琵琶各一张，贞敏持归，终为朝廷重器。”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年)，藤原贞敏归国，先后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职。此外，当时从日本来我国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从8世纪下半叶入唐直至9世纪初才返日的学问僧永忠，在我国学习了二十多年，涉猎经论，解音律，归国时带回了《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律管十二枚、埙二枚中。还有一位被日本音乐史学家称为日本乐圣的著名雅乐家大户清上(卒于839年)，于日本平安朝时代也曾来过我国，名曲《清上乐》据说即为其离唐归国时所作。这些人对传播唐乐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传入日本的曲目有《秦王破阵乐》《万岁乐》《太平乐》《春莺啭》《倾杯乐》《团乱旋》《剑器》《夜半乐》《何满子》《六胡州》《如意娘》《武媚娘》《泛龙舟》等一百多种。其中《假面》(即《兰陵王》)《拨头》《苏中郎》《万岁乐》等乐舞传入日本后，久传不衰，至今仍存。但流传年代久了，难免变更。所以，日本音乐史学家田边尚雄说：“从中国传入的隋唐音乐，多少按日本风格改变形式，缩小规模，称为雅乐，以后世世代代在宫廷中相传至今。”
据日本坂本种芳的《奇术的世界》一书记载，中国的杂技和幻术是在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传到日本的，当时在朝廷宴会时表演，演出的节目有吞刀、吐火、植树、走火等节目。而照日本人田边尚雄《天平时代之乐舞》中的说法，则当早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已经朝鲜半岛输入了散乐狮子舞等乐舞。唐散乐大批东去，是在697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散乐在日本亦称“猿乐”、“申乐”。《三代实录》记载有阳成天皇元庆四年（880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演出情况：“御仁寿殿，览相扑。左右近御府递奏音乐，散乐杂技各尽其能。”在音乐、杂技之外，还有源于中国的相扑。
日本奈良市正仓院珍藏着许多唐代的艺术文物，被视为日本的国宝。其中的舞蹈服装和道具有唐古乐《破阵乐》中的袄子、大刀，《兰陵王》中的接腰，唐中乐《三台》中的袄子，唐散乐《浑脱》中的半臂等。其中还有圣武天皇大平胜宝四年(752年)乐大寺举行大佛开眼时所用的“狮子头”道具。此外，还有一些“伎乐面”和古乐器，如笛、琴、筝、五弦、阮咸、尺八、箜筷、唐琵琶、排箫等。在一具唐代的漆绘弹弓背上，描绘有比较复杂的中国乐舞杂技形象，最上端有冠垂脚幞头团坐观者六人，侍童三人，其下弹箜篌、击答腊鼓诸乐工及舞者数人；第二段绘戴竿技，一女子戴竿，四小儿攀缘其上；第三段描绘踏肩戏(即叠置伎)，一人肩上叠承四人；第四段为男子戴竿，三人攀缘，女童坐于竿之上端盘中，其下为奏乐者，有吹笛、吹排箫、弹琵琶诸乐工，还有挥袖舞者多人。在另一件现存日本的文物《信西古乐入道图》(即《唐舞绘》)上，也绘有五十余个唐代的杂技、幻术和乐舞节目，其装扮、名称均已日本化。尤其以狮子舞最具特色。西域的狮子舞传入中原后，又东渡日本，且形式与内容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从这些乐舞、杂技形象，既可以窥知唐代技艺表演的真相，又可以证实日本的乐舞和杂技深受中国唐朝、尤其是国都长安的影响。
在体育方面，日本民间早有“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的习俗，并且竞射、射猎等活动也一直广为流传。唐朝初期，日本又将中国射礼移植过去，从而使揖让升降、进退周旋、讲究等级的封建礼仪同日本的射箭活动结合起来。《日本书记》记载了日本于647年所举行的较早的射礼活动。
据日本的古代足球专著《游庭秘抄》引据《口传集》记载：“蹴鞠者，起自苍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这里的“苍海万里之异域”即指中国，“赤县九陌之皇城”则指日本。日本的另一部古代足球书《蹴鞠九十九个条》也明确指出“鞠始于大唐”。《日本书记》在“皇极天皇”条下还记载了日本大化革新的首脑人物中臣镰子与中大兄皇子于644年(唐贞观十八年)在法兴寺赐球、中大兄的皮鞋随着球被踢落的情景。中臣镰子和中大兄曾向著名的留唐学生南渊清安请教。由此可知，中国的蹴鞠很可能是留唐学生于唐初传入日本的。据日本古籍记载，中国传入日本的蹴鞠主要是不限人数的“一般场户”踢球，比如三人场、四人场、八人场等。这种运动在日本流传了一千二百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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