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西安

关于半坡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在负责发掘的石兴邦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其中最详细的是纪念半坡博物馆建立40周年和50周年时所写的两篇文章。其中详略和重点虽有区别，但其基本事实及其线索是一致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异常频繁，各种聚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繁衍开来。西安周边河流纵横交错，自然条件优越，在各个二级台地上，留存了不少的原始社会遗址。

半坡遗址的发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形势密不可分，既有理论建设的需要，又有配合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需要。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形势需要，有几条选择地区的原则∶（1）基建重点地区。（2）有一定工作基础而能取得成果的地区。（3）文物保藏丰富的地区。其学术任务是：（1）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当时以奴隶社会问题较突出）；（2）先从发掘墓葬入手以解决编年向题；（3）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当时的建设重点由沿海移向内地，陕西和河南两地成为当然的重要工作区，于是安排先进行调查摸底工作。1951年由夏鼐[nài]和苏秉琦两位先生分别率领调查发掘团分赴河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工作。他们一方面摸底，一方面培训年轻干部。当此之时，百事待兴，西安又是基建重地。所以，陕西调查团就将主要力量投入到西安地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上。丰镐遗址、半坡遗址等一批西安的文化遗址就是在此期间发现的。半坡遗址最初是由西北文物清理队于1952年年底发现，在1953年秋陕西调查团石兴邦、吴汝祚二人的复查中得以确认，从而被列为重点发掘的文化点址之一。

这一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不断出土，考古人员应接不暇，呈现出空前的人荒。为此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在1952—1955年连续四年开办“考古训练班”，着力培训考古干部。第三次考古训练班就安排在西安，由石兴邦先生负责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讲授和辅导。当时灞桥一带正在大规模建厂，出于抢救性发掘的原因，石兴邦先生就把实习地址安排在那里，并把半坡遗址作为遗址发掘实习基地。发掘工作从1954年秋（9月）开始工作，一开工就发掘出重要的堆积……在20天的时间内，他们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圆形房屋和一座大型房子的遗迹，还有其他几座房屋及一批瓮棺葬遗迹。“这些史迹和文物，都是中国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大家兴致很高，同时也引起考古界同仁的特别重视。”

培训班结束后，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可是，他们没有预想到那时候的大型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又没跟上，人们的文保意识很淡薄。因此，在1955年开春以后，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那时，西安开始修筑浐河桥通往国棉三厂的公路，其中桥东到半坡村东的一段需要垫土，工程队为了方便，就在半坡遗址堡子村的北边取土垫方。这一块正好是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当考古人员得到报告时立即赶赴现场，请求工人们停工，工虽然停了，但遗址区已经遭到了很大破坏。于是考古队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很快将残留的多座墓葬清理出来，并全部保留下来，此外，对遗址部分也做了些发掘。“在清理墓葬的同时，在这里清理了一些灰坑，多是瓶颈状的袋形灰坑，出土的东西属半坡晚期物，在居址上层除发现零星庙底沟式的彩陶及红陶碎片外，半坡后期的文物主要在这些灰坑中出土的。”“墓葬清理后，在工地放了一段时间，供有关方面参观。”起到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1955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石兴邦代表考古方面（另两位代表是尹达、夏鼐）做了“半坡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意义”的成果汇报，初次以实物史料论证了中国氏族社会史画面的原貌，引起大会诸前辈学者如顾颉刚、尹达、翦[jiǎn]伯赞等的重视，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半坡遗址的影响在学界开始发酵。

1955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15位（石兴邦误记为32位）同学来工地实习，将原来发掘的地方向北延伸，进行更加规范、科学的发掘，发掘面积达到万余平方米。这是半坡遗址发掘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次发掘收获颇大，积累起丰富珍贵的文化类型物品。在此基础上，青年学生们积极热情地举办了一次现场露天展览会。其目的是向群众宣讲“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展览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发掘现场，有的学生在现场解说；一部分在墓葬区的断崖下划出30多米长的一段，打扫干净，摆了几个桌子，并拉了一条绳子，挂了些图片和绘画，由学生轮流做解说工作。附近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得知以后，纷纷成群结队前来参观，络绎不绝，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消息很快传开，不仅在西安市和陕西省引起很大轰动，而且吸引了许多国外专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专家前来参观。展览会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参观的人数很多，累计不下十数万人，起到了很好的爱祖国爱文物的教育作用，引起了各方社会人士和领导的重视，并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尤其是苏联和东欧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引起国家教育部等相关机构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予以热情的关怀和支持。这次展览为半坡遗址扩大了社会影响，制造了舆论，为建立博物馆打下了群众基础。

1956年3月（有些文章误记为4月或5月），陈毅一行前往西藏（有文章误记为“出国考察”），路过西安，在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的陪同下参观了半坡出土文物和遗址现场，对半坡遗址的发现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它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在陈毅的亲自安排下，由国家拨款30万元，陕西省配套5万元，于1956年5月开始筹建半坡博物馆，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紧张工作，1958年4月1日半坡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半坡博物馆是以半坡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作为博物馆的展览主体，使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此，半坡遗址成了反映中国原始聚落形态最重要的典型。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考古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半坡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面貌，全面有序地对聚落、环境、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工艺品及其制造技术和半坡人的信仰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几乎复原了半坡人的群居面貌，为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形态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半坡遗址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测定半坡遗址的绝对年代，1971年12月，半坡遗址博物馆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发掘到一批木炭、兽骨、螺蛳壳等标本，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文物。根据木炭测定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为半坡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及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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