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薪火

苏秉琦认为，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三关遗址不仅发现末期小口尖底瓶与尖底腹斝共存，还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彩陶与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共存，说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中华文明的三岔口”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人员开始对张家口市蔚县筛子绫罗遗址、庄窠遗址、三关遗址三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文物4000余件，有彩陶、灰陶、石器、骨蚌器等。主要为相当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战国时期的遗存。

对这次考古发掘所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最终以“中华文明的三岔口”作为结论。这就充分说明了蔚县在商代以前古文化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

1982年7月，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考古座谈会（陶宗冶 摄）

所谓“三岔口”，指的是它东北方向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一方；它西南方向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为一方；它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为一方，三方的文化因素在这里“碰头”。“几种特征的文化因素交汇在了一起”——中原文化、东北文化、河套文化三种文化元素在蔚县融合分布。由此可以证实“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三关遗址遗物暴露比较丰富，主要为相当仰韶文化的遗存，其次为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战国遗存。地表遗物多为仰韶时期的红泥细陶片，另有夹砂陶、彩陶片等。从三关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的环底彩绘双耳罐等时期重要的代表文物，证实三关遗址是仰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红山文化的代表。

苏秉琦先生于1982年8月手绘的“三岔口示意图”

三关遗址是苏秉琦提出的“三岔口”中“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化遗存代表。

庄窠遗址分布于庄窠村周围，其中以村南台地文化堆积最为丰富，最下层为龙山文化堆积，其上为相当早商文化堆积、汉代堆积，最上层为辽代堆积。其中，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中有圜底钵、宽黑彩条带纹敛口钵和红陶壶等。龙山时代遗物有夹砂灰陶细绳纹鬲、泥质灰陶宽折沿方唇素面盆等。早商时代遗物有豆、盆、绳纹鬲等。考古学家从庄窠遗址发掘的文物证实，庄窠遗址是新石器文化到商代文化的代表，它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

红山文化彩陶罐

庄窠遗址是苏秉琦提出的“三岔口”中“青铜文化”的文化遗存代表。

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而石器丰富是该遗址的最大特点。其中，大型打制石器有亚腰石斧、敲砸器、矛形器。筛子绫罗遗址发现来源于西北文化的卵形三足瓮，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同时，该遗址应为一处较为罕见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地遗址，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认识。

筛子绫罗遗址是苏秉琦提出的“三岔口”中“河套文化”的文化遗存代表。

蔚县出土的三袋足蛋形瓮（绘制）

中华文明发祥地

“燕山西侧的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时代距今六千年到距今五千年前后。”苏秉琦进一步解释道。

通过考古发掘，专家们描绘出这样的景象：新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源于陕西的“仰韶文化”、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和源于内蒙古的“河套文化”在壶流河流域交汇碰撞，众多的氏族部落在这里融合发展。他们居住着半地穴式的房屋，制作使用着精美的彩陶器和磨制石器，种植着中国最早的农作物粟和黍。

蔚县出土的小口尖底瓶

“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苏秉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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