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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坑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28.8米，南北宽24.57米，面积约520平方米，东面正中有斜坡门道。其平面布局分南、中、北三区，坐西面东。该坑已全部揭露。由于三号坑面积较小，加之特有的“凹”字形结构，故中间不设承重墙，只是在坑周筑夯土二层台，以搭建棚木。中区置驷马华盖车1乘，车前驾有陶马4匹，车后有陶俑4件；南区有铠甲武士俑42件，北区有铠甲武士俑22件，皆作夹道式排列。

三号坑平面示意图

千里决战，运筹帷幄。这个坑被认为是军事指挥机构的形象，即“军幕”，其南厢房的平面形状似汉字的“且[jū]”，是古代男性生殖崇拜的神物；车马房凸出正对门道，似有出行寓意，1车4俑配置显示了与其他俑坑1车3俑的不同；北厢房发现帷帐、鹿骨，被认为是举行占卜、祷战仪式的场所。披甲俑面对面横队排列，中留通道，似为军中仪仗兼卫队。

军幕应该有高级或较高级的军伍官吏形象，三号坑即使不出现军阵的最高统帅，也应该出土一些类似一、二号俑坑的较高等级的将俑，甚至包括武职的及非武职的将领和刀笔谋士之类的人物。南厢房的中间是南厢的核心部分，按军幕的性质推断，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进行战略运筹或谋划裁决的重地，然而这个面积只有58.37平方米的范围内单是武士俑就密集排列了20多件，没有留下进行上述活动的足够空间，无法设想将吏们会挤进那里去实施指挥。作为军幕，三号坑共60多名警卫，远不符合实际。《商君书·境内》提到，“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国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以将帅之居重，规定的相应人数太少就无法保证应急。可以想见，区区60多名武士卫护着三号坑身份很高的“主将”，有些难以理解。因此三号坑并不代表军幕，而是与军事、与军队相关的其他设施——军伍社宗。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肯定祭祀在古代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军事即“戎”事，是头等大事之一，军队的祭祀属“祀”事，称作军祭或师祭，也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代以降，军祭一直很普遍地存在于古代战争中。据《礼记》等经典记载，其时只要是兴师征伐，就必须通过一套极为繁杂的礼仪程序，将社、宗二主的象征车载迎入，随军行止，这便是所谓立军社。社、宗二主构成了礼仪的核心，成为出征军伍行动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

三号坑出土兵器有“铜殳[shū]”30件，以前曾被认为是卫士手中所持的一种礼仪性兵器。殳为五兵之一，古文作“杸[shū]”，是一种棍棒类的兵器。它的作用是在警戒时用以隔断行人。早在文明之前，人类山居野处的时代，为了防御无处不在的野兽侵袭和抵抗相邻部落的入侵，所以就地拣拾或攀折长条形的木棍作为自卫的武器，后来逐步演变成兵器“殳”。从考古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的铜殳实物看，殳干通长都不少于2米，三号坑所出的殳柄长度1米，并不符合长兵器规格。结合三号坑“军幕”抑或是“军社”的性质，这个器物有可能与搭帐篷固定绳索有关。

（来源：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文化遗产辑录》，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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