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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英烈谱】西安抗战人物:孔从洲
发布时间:2021-06-01     作者:   来源:西安学习平台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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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从洲(1906年—1991年)

孔从洲,原名祥瀛、从周,字郁文。1906年出生于西安市灞桥镇。

1924年6月,孔从洲赴陕北定边报考靖国军杨虎城部教导队,毕业后历任炮兵团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西安反围城斗争。同时受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1927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斗争需要,党组织要求其留在党外,以便工作。1928年2月,杨虎城部40余名中共党员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孔从洲不顾个人安危,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1929年9月,孔从洲任炮兵营长。

1936年,孔从洲升任陕西警备二旅旅长。12月7日,他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受到杨虎城单独召见。根据杨虎城的指示,他立即布置了在7、8两日进行的两次夜间演习。要求:

1.演习部队必须摸清各地区中央军警宪特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

2.摸清中央军警宪特各驻地的地形及控制这些地区所需要的兵力;

3.部队行动要肃静;

4.严守机密。

演习针对性强,带有预习的性质又做得十分逼真,因此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宴请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孔从洲参加了晚宴后,又忽然受到杨虎城的召见。

杨虎城一见面就问孔从洲:“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

孔从洲回答:“完全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没有暴露意图。”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张西安城郊地图交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仔细察看,见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有中央军警宪特的位置和布置的兵力,连声说:“好!很好!”随后坐在沙发上静思。突然,杨虎城抬起头,对孔从洲严肃地挑明,今晚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手兵谏,并问:“你的意见怎样?”

孔从洲思想上已有准备,故异常兴奋地回答:“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

杨虎城又问:“叫你去捉蒋介石,敢吗?”

孔从洲坚定地回答:“敢!什么时候去,决不含糊!”

杨虎城缓和了语气说:“好!好!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叫你去捉,你的任务是西安城防,担子是很重的。”

随后,孔从洲与应召而来的赵寿山、孙蔚如,一起和杨虎城研究行动计划。

12月12日凌晨4时,孔从洲作为城防司令,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命令司令部打出规定的红、绿色信号弹,开始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孔从洲指挥警备二旅和炮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漂亮地解除了城内敌人的武装,前后不过3个小时。

天亮后,他又奉杨虎城之命,率一营兵力驱车赶到蓝田油坊,阻截蒋介石从临潼翻山南逃。后得知蒋已被捉,方回西安。

12月13日夜,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主要干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孔从洲发言强调“在有保证、有条件的前提下,放蒋”的主张,顺应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趋势。

西安事变后,孔从洲又受命与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商定西安城防计划,负责中共代表团的护卫,前后50天竭诚合作,尽职尽责。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警卫团长孙铭九等以“请客”为名,逼迫孔从洲在《反对和平宣言》上签字,孔从洲当场严辞拒绝,并感到势态严重,遂假借腹泻解手,溜出孙家,直奔新城绥靖公署,向杨虎城报告,并采取相应的保卫措施。同时打电话请孙蔚如速来绥靖公署。孙蔚如刚到,就得知一卡车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士兵开到了孙蔚如公馆,因孙蔚如离去而扑空,一场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终得避免。然而,随后不久,刺杀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惨案发生。

“二二”事件后,杨虎城愤然离开西安,移居三原东里堡附近。春节,孔从洲接到杨虎城命令,率一营兵力赶往东里堡。杨虎城对孔从洲说,有人企图对他兵谏,叫他缴警卫营的械。孔从洲感到事关重大,建议采取换防形式,效果为好。建议得到了杨虎城的采纳,从而避免了可能在十七路军内部的一场公开分裂。

同年6月,孔从洲专程赴沪送杨虎城出国。两人彻夜长谈,从十七路军的发展到与中共的合作,无所不谈。二人都激动异常,感情竟然不能控制,以致热泪盈眶,相对唏嘘。

1937年初夏,警备二旅驻防泾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贺龙等人从云阳去西安,遇泾河上涨受阻,被孔从洲邀请至旅部小住3日,热情款待,接谈融洽,如同一家。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孔从洲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于1938年初率警备二旅开赴朝邑,保卫河防,并乘日军立足未稳,一举夺回河道要塞大庆关。

6月,警备二旅奉命准备东渡黄河,孔从洲率全旅官兵在朝邑县城东渡誓师大会宣誓:“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坚信抗日必胜,誓死抗战到底。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我要自救,必先杀敌,凡我官兵,共同勉之。”随后一鼓作气飞渡黄河,占领山西永济。

8月,日军牛岛师团一部3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3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陆空协同,反扑永济。孔旅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经过8昼夜的浴血奋战,歼敌1000余人,永济安然无恙。永济战役后,原三十八军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团,不久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下辖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孔从洲陕西警备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十六旅,隶属三十八军,随即参加了著名的中条山保卫战。

1939年1月,日军以5000兵力分路发起进攻。孔从洲在张村地区率部反击,收复了原有阵地,并击落敌机1架,生俘敌飞行员山田青和古本辛2人。3月29日,日军牛岛师团6000人,陆空配合,再次猛烈进攻我方阵地。在当地牺盟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孔从洲率部重创来犯之敌,坚守了自己的阵地。此战结束后,为了争取主动,孔从洲派一营兵力深入敌后在万泉、安邑、运城等地打游击战,破坏敌公路,袭击敌火车站、飞机场,前后达一月之久,有力地配合了中条山保卫战。

1939年6月6日,日军二十师团,三十七师一部共3万余人,在38架飞机,两个炮兵联队的配合下,倾巢出动,发动了对中条山空前的全面进攻。因日军来势凶猛,火力密集,国民党三十八军、九十六军阵地被迫隔开,造成九十六军军部、一一七师,独立四十七旅,独立四十六旅数万人陷于平陆旧城一带的谷地,形势十分危急。孔从洲审时度势,向李兴中建议并率部向敌北方空虚地区突围和反攻。孔旅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出其不意插入敌后,歼灭日军两个炮兵中队,缴获山炮16门,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主力突围和反攻。日军在此役中,伤亡惨重,仅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骨灰即达1700余罐。遂被迫退出中条山。

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并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工委书记是蒙定军。赵寿山向孔从洲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孔从洲积极支持配合,独立四十六旅随即也建立了党的组织,由李慕愚等负责。

1940年4月14日,日军二十师团及三十七师团一部近3万人再次以空军、炮兵配合,进攻中条山腹地,此役规模仅次于1939年6月之役。孔从洲采取正面阻击,侧翼袭击敌后方腹地的战术,率部与敌激战半个月。仅正面主阵地,即与日军反复争夺8次之多,敌终不支,再次失败退出。

同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电示第四集团军策应,孔从洲受命派部在晋南一带出击,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炸敌桥梁,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的胜利开展。中条山保卫战坚持了两年三个月,孔从洲独立四十六旅所在的第四集团军前后粉碎了日军11次扫荡,歼敌2万有余,使敌畏中条山喻其为盲肠炎,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当时的战区长官卫立煌也称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通电嘉奖,称第四集团军与敌血战,迭挫凶锋,良堪嘉许。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奉命移防到黄河南岸郑州、洛阳之间,独立四十六旅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进驻巩县、汜水地区,孔从洲任师长。

1941年1月,孔从洲命李慕愚率特务大队,北渡黄河潜入豫北地区开展游击战,策动万名伪军反正,并于12月发动“一夜大战”,歼灭日军千余人,俘敌指挥官11名,破坏敌铁路数十段,炸毁敌沁河大桥,威震豫北。

1941年10月,日军2万人渡河南犯,占领郑州。新三十五师与三十八军各部火速迎击西犯之敌,在广武、荥阳地区与日军血战。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战斗至白热化。11月,日军不支被迫放弃郑州,退守黄河铁桥和霸王城一带。新三十五师、十七师奉命对敌进行围封。孔从洲与新三十五师广大官兵一起风餐露宿,组织夜袭,固守阵地,形成长期对峙,达两年有余。

1943年11月,新三十五师奉命随三十八军移防巩县、偃师整训。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孔从洲指挥新三十五师,在巩县冷沟寨连续击退敌6次进攻。随后,又在陈村西坡与日军千人敢死队展开了整整一昼夜的肉搏战,最终将敌击退。正当新三十五师浴血奋战时,其右翼汤恩伯部却一触即溃,致使日军得以长驱西进,造成第四集团军腹背受敌。危急时刻,孔从洲受命掩护战区长官部撤退,之后才后撤。在该师向洛宁转移途中,于麦城与敌打了个遭遇战,大获全胜。随后移驻崇阳镇一带构筑阵地,至此中原战役结束。当时日本广播电台说:“在远东运动会上,任何人都跑不过日本人。但在中原会战中,我们却跑不过汤恩伯。惟有孙(蔚如)兵团节节抗击,阻碍我们前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孔从洲率五十五师(新三十五师改编)进驻郑州,兼郑洛警备司令。任职期间,他惩治日伪犯罪活动,整顿社会治安,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后任第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9月,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从洲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91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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