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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的音乐著作共有31家、38部，总计257卷。这些著作大都失传，现在能够见到的有下列几种:

《乐书要录》，旧题武则天撰。约成书于久视元年(700年)。原书10卷，现存五、六、七卷，分别论述乐律、律吕和宫调。

《教坊记》，1卷，唐崔令钦撰。宝应元年(762年)成书。记载开元时的一些教坊制度、轶闻琐事和部分乐曲的内容或起源，并录有教坊曲目324个，内含大曲名46个。

《羯鼓录》，1卷，唐南卓撰。书分前、后两录，前录成书于大中二年(848年)，后录成书于大中四年(850年)。书中记述了羯鼓的源流、羯鼓名手及其轶事以及诸宫曲名等。

《乐府杂录》，1卷，唐段安节撰。乾宁元年(894年)成书，以补《教坊记》之不足。书中首列乐部9条，次列歌、舞、俳优各1条，乐器14条，乐曲13条，傀儡子1条，并记述了一些著名艺人的轶事。书后附有《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但图已失传。书中述及的二十八调，即燕乐二十八调。它以琵琶四弦定宫、商、角、羽四声，每弦构成七调，共二十八调。其徵音，有其声而无其调。这比南北朝以来所用的“清商三调”有着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以上这些著作和散见于其他诗文、书籍中与音乐有关的内容，都是我们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

在作曲理论实践方面，唐代流行犯调和移调。犯调，即取各宫调的声律合成一曲，使宫商相犯以增加乐曲的变化。北宋陈旸的《乐书》卷一八四说:“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以为不顺也。唐自天后末年，《剑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器》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故有犯声。”从宫调接角调，这是7世纪左右歌舞大曲中的犯调，也说明了当时已有中间转宫转调的大曲形式。该书中又说:“明皇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时人以为新意而效之。”这是8世纪上半叶的乐人以善于在笛曲中运用犯调手法而闻名的例子。《唐会要》卷三四中也提到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有“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这种用犯调手法吹奏的笛曲新声，深得文宗满意。唐代诗人元稹在《何满子歌》中也有“犯羽含商移调态，留情度意抛弦管”的描述。移调，指乐曲或乐曲的一部分从一调移至另一调，亦即改变整个乐曲中各音的音高，使之移高或降低一定的音程。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就提到，康昆仑曾将《绿腰》翻入“羽调”演奏，段善本则将此曲再移入“枫香调”演奏，他们使用的就是移调技法。另外，此书中还记述了康昆仑将正宫调的《凉州》翻入琵琶黄钟宫调进行演奏的故事。可见，这种将同曲移调至多种宫调中演奏的变体和前述的犯调手法，深为当时的艺人们所重视，在音乐实践中经常运用，大大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力，深受人们的欢迎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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