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物
开拓中国航空教育之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范绪箕应邀回到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创建航空工程系。
面对专业需求量大且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范绪箕着手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他积极物色海内外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前来任教,引进了国外较为完备的教材,并且将二战期间航空科学技术领域新的进展列入课程计划中。
在缺少经费和专业设备的情况下,范绪箕仍克服困难带领团队建立专业实验室,为此不惜多次自掏腰包购买原材料并聘请技术人员。短短3年时间,浙大航空工程系建成了风洞、结构、发动机、仪表4个实验室,其中风洞实验室是中国第一个3英尺低速风洞教学实验室。该系专业课的实验数量在当时全国航空工程系中位于前列。
1949年杭州解放时,浙大曾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教学活动几乎停止。为了维持学校秩序,范绪箕临危受命担任总务长,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很快他便观察到学校总务工作的最大问题是财务、行政、仓库保管中存在管理漏洞,对此他制定并完善了相关的多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极大方便了师生办事。在此之前,范绪箕不擅长管钱、管物,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为了工作需要,他投入巨大精力,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这一工作。
3年后,范绪箕又迎来更大的挑战和任务。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当时的华东教育局决定将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浙大3所高校的航空工程系合并成立一所航空学院。范绪箕被指定为召集人,负责组织搬迁及筹建工作。
在学校的选址和校舍设计上,范绪箕付出了许多心血。他多次与市政局斡旋,最终确定了中山陵附近的一块幽静“宝地”作为华东航空学院的校址,随后又邀请了建筑学家设计学校的教学楼、教职工宿舍和园林等。
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完善后,范绪箕开始着力整合三校航空系的教学资源。他十分注重师资水平的培养,尤其支持青年教师的成长,为此他推行检查性听课制度,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并定期安排教师参加理论或实践方面的进修班。1955年,范绪箕组织创办《航院学报》,增进了华东航空学院师生的学术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教学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西迁并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同年范绪箕调到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任副院长,主持建院改制工作。
范绪箕首先调整了学制和培养目标,将原专科班次全部调整为本科班次,将专科三年级的学制延长至4年,其余年级延长至5年。范绪箕认为应给学生以基础知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综合教育。于是,他组织教师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并根据每个班级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补课,重点对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知识进行巩固。
其次,在专业设置上,他反对学习苏联航空院校将“工艺”和“设计”分开的做法,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各专业的学生既学有所专,又对航空工业的各方面有一个整体把握。
另外,范绪箕还在学校图书馆建设、实验室设备和学生生产实习等方面注入了大量心血,使南航在短短两三年内达到国内普通大学的水平。
1958年,各项工作进入平稳期后,范绪箕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南航的科研水平。当时中央已经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他借此机会作出了研究无人机的决定——这是国内最早的无人机研制。范绪箕认为,这项研究不仅能够满足国防部导弹研制对靶机的需求,还可以带动南航学科的全面发展。
没想到,这条无人机研制之路走得异常艰辛,范绪箕面对的不仅是缺少可参考的资料、设备和资金,还时常被突如其来的运动干扰。然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南航一号”“南航二号”“长空一号”系列相继问世。尽管“南航二号”因缺少试验条件未能试飞成功,但其研制工作带动了南航的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与制造、自动控制和无线电等专业的发展。
从1956年到1978年,范绪箕在南航任职长达23年。其间,范绪箕不仅主持完成了建院改制,发展了独具南航特色的无人机事业,建设了风洞实验室等,没忘记教学工作的他还招收并培养了研究生。1984年,南航授予已离校的范绪箕“南京航空学院名誉教授”称号。
1979年,范绪箕被调至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任副校长,次年升任校长。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这3件最根本的大事上,与领导班子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创造了国内高校中的多个第一。
范绪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对待科研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要有战略眼光,要考虑基础性研究对于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以及通过科研培养的人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
他还主张建设新兴学科,致力于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等工作。为此,学校先后成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统工程、热传导和热应力、人工智能、环境保护和能源6个跨系委员会,打破了系与系的界限,丰富了学科体系,发扬了科研人员的合作精神。
“世行生”也是范绪箕在上海交大期间大力推广并落实的主要项目,即用世界银行贷款资助学生出国深造。当时有许多人反对派送本科毕业生出国,认为本科生出国后大多不会回国工作,资助他们等于“打了水漂”。范绪箕却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表示即使这些学生不会立即回国工作,也会为中国培养大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
“世行生”候选人在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后,范绪箕会亲自同他们面谈,了解求学动机、志向和对本专业的理解等。为了落实“世行生”就读的学校,他到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多所高校进行考察、联络导师,并且专门成立了教师培训科与出国“世行生”保持联络,以便获悉他们的学习情况。当年的“世行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多个领域及行业的中流砥柱。
“解甲”却不“归田”
1984年,范绪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长,但他并未“解甲归田”,而是言道:“职务上我已经退休,而我的科研工作则刚刚开始。”此后,他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
在科研上,他持续跟进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技术,并对于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实际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1996年,范绪箕注意到中国在设计自己的航天飞机时遇到气动加热的问题,82岁高龄的他将研究重点转至航天飞机的热防护系统。此外,他还承接了国内航天工程开创性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任务;90岁后,他完成了《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和《高速飞行器热结构分析与应用》两本著作及若干论文。
同时,范绪箕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人才培养。他坚持亲自指导学生实验和论文写作,曾专程赴美为研究生联系导师,十几年里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评价范绪箕为“我国热应力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导者之一”“学风正派、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甘为人梯”。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声说,范绪箕挑战了人生的两个极限:挑战从事科研工作的年龄极限,挑战人类生命的极限。
青年时逐梦航空,战火中回到祖国投身航空教育事业,始终走在教育改革和科研的前端,范绪箕的一生便是一部“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发展史”。
范绪箕(左一)百岁寿辰时切蛋糕
2015年11月21日,101岁的范绪箕与世长辞,这位伟大的百岁老人,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开拓者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现场,右一为范绪箕
学生和同事眼中的范绪箕
许希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副校长):
范先生鼓励我学英文
对于学术研究,范先生强调要与国际接轨。我当时的数理比较好,但是那时我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怎么好,尤其口语不好。所以我进校后,他对我说:“你去参加一个英语培训班,继续学习英语。”
那时南京航空航天学院有一个托福培训班,师资挺强,很多人到那里学英语。据说学生当中还曾有人考过满分。所以范先生建议我把去托福培训班列入我的学习计划里。
为什么是列入学习计划而不是培养计划?因为按照中国当时的体制,我不可能被列在培养计划里,所以范先生才说,“将这作为一个正常的课,列入你的学习计划,你得把它补上”。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与外面交流,才可能走上国际舞台,这对个人成长极其重要。
从这方面说,他对我的人生在宏观上有很重要的指导。那时的实际情况是他跟国外交往也不是很多。当时我的一个师兄到英国去了一段时间,我就想,我也出去一段时间吧。一是能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更多了解国外情况。
我把想法和范先生说了,他还建议我到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虽然后来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
范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他很用心培养学生。他的出发点是怎么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以后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有用的人。他是教育界真正的先锋。对于范先生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张翘楚整理自范绪箕采集工程许希武访谈文字稿)
吕庆风(我国无人机领域著名专家,原南京航空航天学院无人机研究所所长):
范先生为什么要研制无人机
范先生对实验室的建设很重视。我印象中盖风洞实验室和建飞机结构的静力实验室时,他带了一名青年教师做热结构的研究。做热结构研究需要静、动、疲、热几个方面——静是静力试验,动是振动,疲是疲劳,热是热应力,这几个方面都要有实验室。
他的办学理念非常好,办好的大学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师。对教师来说,要理论联系实际,既会教学,又能做科研。
范先生怎么想到研制无人机,是有原因的。做科研要找一个切入点,范先生当时认为研制无人机、超音速靶机可以把多种学科带动起来,如空气动力、结构、控制、无线电、动力等学科,甚至材料学科都能带动起来。
无人机与航空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联系特别紧密,综合性很强,所以把无人机作为一个切入点非常好。尽管在那个时候,国家因为工业基础限制,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很有前瞻性。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一个重要方面。(张翘楚整理自范绪箕采集工程吕庆风访谈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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