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西安

姜寨先民处于群居的氏族社会，生产生活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规律性，他们在制作工具、从事生产劳动、共同生活的同时，其主观意志也随之得到发挥，便自然而然地以文化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表现在陶塑、纹饰、绘彩和刻划符号几个方面。

一、陶鸟、陶羊、陶埙

在姜寨第一期发现1件陶鸟，姜寨第二期发现1件陶塑羊头、3件陶埙、2件陶响器。根据专家研究，这些应该归入艺术品之列，属于精神消费产品。陶鸟可作为口哨，既可娱乐，又能传令；陶埙是吹奏乐器；陶响器应该兼有娱乐与号令的功能；陶羊头或可作为摆件，是典型的原始工艺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姜寨人的陶塑技艺和音乐形式。

二、器型纹饰、绘彩技术

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朴素美观，器表以素面为主，但也有不少的器表饰有不同的纹饰，以绳纹最为常见，其次有弦纹，指甲纹、剔刺纹、附加堆纹、席纹、布纹、窝纹、划纹等也有出现，反映了姜寨人一定的审美意识和简单朴素的艺术形式。

彩陶是姜寨遗址的典型器物，反映了当时姜寨人最高的艺术修为，但是数量不多，其中完整的以及复原的很少。绝大多数为黑彩，仅有两件残片是紫红彩。花纹以几何形图案为主，并有人物、动物、植物图案。彩绘多施于用作瓮棺盖的盆或钵中，有些内壁或口沿部施彩，内壁一般施对称的鱼、蛙纹图案或人面鱼纹图案；盆口沿所施彩绘一般为竖直线或三角组成的连续图案。作盖的钵类器具，许多口沿下有一道黑宽带纹，部分黑带上有刻划符号。两期共出土彩陶器不过数十件，虽然占比很少，但花纹别致，造型美观，其鱼纹、蛙纹、人面纹等动物、人物图像，笔法简练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不失为原始艺术中的珍品。

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人面鱼纹盆、鱼蛙纹彩陶盆

这些彩陶文物出土不久，就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例如其典型器物如人面鱼纹彩陶盆等，成为姜寨之所以成为半坡类型的重要物证，也引起了新的学术争论。关于“人面鱼纹”的象征意义，最流行的是图腾说，此外还有20多种说法，其中有说它“是巫师面具的形象反映，它是代替巫师主持祭祀活动器具上的图案”，也是很具代表性的观点。但蛙纹又作何解释，或许与婴儿、幼儿有关。“娃娃”既是形象的意味，又有声像的表达，先民们或者正是以“蛙纹”来寄托对夭折孩子的念想。

三、刻划符号

刻划符号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种特殊事项，此前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遗址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过，图形虽然简单，但单现或重复出现在不同的陶器上。此次在姜寨发现的刻划符号标本是同类发现中最多的，其中一期发现102件，二期发现25件，多见于少数完整的和复原的钵和盆器上，其余在残存的陶片上。绝大部分刻在钵的口沿外的黑色宽带内，少数刻在口沿下的黑色倒三角内，个别刻于钵底。符号简单，多有重复。

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刻符钵

经过考古学家研究，其多数是在烧制前刻在陶坯上，少数是刻在烧制的成品上，或者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刻上去的。一期、二期的刻划符号基本相同或相似，共有38种之多，比同期的半坡遗址要多十几种，而且有些是别处从未发现过的。这种刻划符号寓意如何，目前尚在研究之中，但更多人倾向于“原始文字”一说，或用于记事。姜寨的刻划标本大大地充实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记事的演变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墙壁装饰

考古工作者在姜寨第一期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墙壁上的装饰图案残块，多为手指圆窝和直线组成的方形、菱形、三角形及平行四边形等几何图案，为原始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的遗留。

除以上几点外，姜寨人的聚落构成、居室构造、器具形状、用途设置等方面所体现的建筑艺术、造型工艺和设计思想等与半坡人的几乎一样，集中反映了姜寨人的聪明智慧和规划创造能力。其出土的尖底瓶、人面鱼纹盆等代表器物和半坡出土的几无区别，其优美的造型、生动的图像和鱼纹图案被誉为史前先民的艺术杰作。

（来源：本文摘自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西安文化遗产辑录》第二辑，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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