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生态日

“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22年主题论坛上如是说。

应对这些挑战，正在变得愈发艰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和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升级，全球亟须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应对气候危机。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叠加在一起的困难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动荡，全球能源供应紧张，通胀高起，产业链、供应链紊乱……

如何协同推进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待破题。

多重危机不断叠加

气候问题仍在加剧

是按照此前拟定的目标，还是根据当下局势调低此前的雄心壮志？笼罩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上的疑云日益变厚。

多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中，经济发展增长的问题在持续两年多的疫情之下，显得颇为突出。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和世界其他经济一样，遇到了很大挑战，去年年底投资下降，房地产下降，消费下降，出口也在下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说。

刚刚过去的“6·18”，无疑是老百姓日常观察经济一个最直观的窗口。虽然从电商平台发布的战报中能体现出“一定的消费回暖”，但诸多观察仍将其视为一个“无人能否认的特别的‘6·18’”。

与往年不同的是，无论从电商平台端，还是从消费者端，都表现出了共同的“低调”。

“6·18”这个向来被视为各平台各品牌展示“肌肉”和实力的“斗兽场”，今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缄默”。“漂亮的大字战报悄悄退场，一同消失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有媒体如是描述。新供给、新流量和新人群红利的退潮，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下更为突出，而供应链的间歇性断裂这一疫情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尤其明显的一击。

在消费者端，与往年相比，抢抢抢买买买的热情也有所减退，显得“静悄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网购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很多，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消费降级’的状态，即使‘6·18’的大促，好像对自己吸引力也不大。”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小李将原因归结为“疫情之下快递无法发货、送不进小区、产品缺货等”。

显然，疫情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紊乱，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路上的“拦路虎”。再加上俄乌战争等国际局势动荡等因素，又引发了全球能源供应紧张、通胀高起等问题，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国际机构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能源安全问题也显现出来，“由于全球自疫情以来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带来大宗商品通胀价格上升，再加上俄乌战争‘雪上加霜带来的扰动’，能源安全的关切急剧提高。”国合会特邀顾问、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说。

应对气候变化也已经是刻不容缓。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进一步显示，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致使全球气候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和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升级，全球亟须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应对气候危机。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疫情过去，气候变化问题也仍无法逃避。用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总司长莫罗·佩特里西奥尼（Mauro　Petriccione）的话来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恶劣结果终究会消失，但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会消失，而气候变化危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三大问题并不冲突

能源转型是连接点

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又要解决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在应对中是否要有个轻重缓急？事实上，近来要把气候问题往后放一放的呼声并不少见。

邹骥斩钉截铁地给出了他的答案“不”，“不但不能放，而且还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在他看来，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且有着高度重合，而其中一个重要重合点就是能源转型。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认为，三者相互协调推动是有基础的。“一方面，我们增长要稳定，但我们确实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另外，气候变化的目标也不能放弃。这几个目标怎么协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可以看到这是中国能源或者经济增长背景之下能源转型的过程问题。”

莫罗·佩特里西奥尼说，有人在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要“慢下来”以保证稳定，但他并不以为然。“气候变化对人类未来的健康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怎样做以及做多快。”

欧盟在这条路上正在继续前行，虽然也遭遇过阻滞。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方案，旨在实现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至少减少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这是在非常困难的时间里非常困难的抉择。”回顾当时的情形，莫罗·佩特里西奥尼坦言，成员国虽然不喜欢某些建议，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些，减排目标是必须要实现的。

与欧盟有着同样坚定步伐的还有中国。

中国已经确立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通过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变革。“在这期间，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和挑战，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需要克服困难，坚定信心和定力，所以中国制定了‘1＋N’政策体系，确保实现这一目标，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解振华说。

解振华介绍，有关“N”的政策体系，目前已经制定了37项实施方案。这些方案涉及到的重点领域行业也都有各自的实施方案，如能源转型、节能、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绿色消费、工业、交通、城乡建设、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以及价格、税收、金融、统计考核、科技支撑等重点领域都有配套政策。“从根本上保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定力，以科技创新驱动加速绿色转型，还是要在大系统当中解决暂时的困难和长期的目标问题。”

“我要祝贺中国。”国合会特邀顾问、绿色气候基金对外合作局主任、蒙古外交部前部长奥云（Oyun　Sanjaasuren）说，中国在低碳转型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宣布206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将提高到80％，这些都符合了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的目标”。

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解决推进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贡献了智慧和经验。“应该把暂时的困难放到可持续发展的大系统当中来统筹考虑，协同应对。”这是解振华提出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受经济困难等影响，“有些经济体财政非常少，在贷款利率上升时，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就大大减少了。”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Tim　Gould）说。

自《巴黎协定》之后，全球经济能源转型资金的支出处于增长态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发展经济体如不迎头赶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蒂姆·古尔德说，所有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投资都在增加，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支出依然停留在2015年的水平。

清洁能源优势突出

投资方向需要引导

在解振华看来，面临多重挑战，应当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绿色低碳转型。

不可忽视的是，发展清洁能源是保障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的必要之举。不少国家都已经决定要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升保障能源安全的能力。

今年3月，欧盟出台措施降低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并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来实现更大的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

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明确提出要优先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转型。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千瓦，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风电、光伏发电分别达到2.99亿千瓦和2.82亿千瓦。目前在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要建设4.5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其中8500万千瓦的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上个月，中国还发布了《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围绕新能源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在创新开发利用模式、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支持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保障合理空间需求、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新能源在能源保供增供方面的作用，为中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的新能源发展基础。

新能源是否能肩负起“越来越大、比重逐步提高”的重任？在刘世锦看来，是很有希望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长出一批世界范围内很有影响力的产品和技术。同时，这些企业、产品很突出的一点是成本降得很快，“比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成本最近十几年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刘世锦说。

成本下降，也就意味着产品更有竞争力了。刘世锦同时提及，就国内企业的技术而言，有些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还在后面，要继续学习，但有些技术已是“并跑”，有少数技术已是“领跑”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中，设备、终端产品、供应链、服务越来越体系化了，配套能力越来越强，优势非常明显。

朱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挑战是“短期的稳增长”和“长期低碳转型”，二者缺一不可，而连接二者特别重要的就是投资。

投资当然也是值得的。随着技术的进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可靠性和可获得性也不断提高，日益满足保障能源安全的需求，可再生能源投资附带的就业效应也通常高于传统的能源。

目前在中国对新能源投资的积极性高涨，刘世锦认为，当下的问题是如何引导。

朱民认为，除了增加新能源投资、推动新能源替换之外，要推动整个社会的低碳转型，归根结底是要建设未来导向的低碳基础设施，比如储能、配电网、城市电桩等。

在此之外，要投向低碳城镇基础设施。新能源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生产方式，城镇、小区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要关注低碳城镇化的投资，包括公共交通、充电桩、低碳建筑、智能城市、智能消费等，它们将带来巨大规模的投资，同时又将推动低碳消费。

第三个投资方向则是绿色产业链。“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的重要性，从经济层面而言，产业链重构的核心还是效率，效率的核心是数字化和绿色化。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要‘走出去’，产业链必须是绿色的，我们很多产品出口到欧洲需要有绿色证明，这已经给了企业强烈的信号。”朱民说。

那么，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朱民指出，有很多经验表明，因为零碳投资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高，企业和个人投入都有很大的顾虑，早期必须要靠政府来推动，带动和引入私人投资以及银行的金融支持。

朱民建议，在稳增长的紧要关头，政府可以发行长期零碳债券，比如30年的零碳债券。“同时，我们需要央行提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用低利率的贷款来推动融资。这样的话，政府的资金、市场的资金、金融机构的资金合作发力，融资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我觉得当前特别重要的，加大投资，推动融资，进行低碳转型，稳住我们的经济增长。”

莫罗·佩特里西奥尼说，欧盟正在通过立法改革来引导投资：要做硬件投资，新的绿色工业、电力、交通技术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更加具有竞争力，不再受制于化石燃料。要有对软件的投资，这就需要有绿色商业模型，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鼓励他们不再使用不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通勤的频率和距离，这样能消耗更少的水泥燃料和能源。

煤炭消费有所反弹

转型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绿色低碳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两年我国的煤炭消费有所反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2021年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2％。煤炭消费量增长4.6％，这也是十年来最强劲的增长率。从主要耗煤行业来看，去年全国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8.9％，成为拉动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煤炭消费的反弹，与降碳的目标看起来有所相悖，很大程度上却又属于无奈之举。毕竟受到国内外能源形势的影响，煤炭仍然需要发挥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和兜底保障作用。

“中国的能源转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里涉及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现在的主力还是‘老’能源，这一块不能收得太快，特别是不能让它中断，但增量恐怕不能主要靠‘老’能源，而要靠新能源。”刘世锦说。

我国的新能源发展很快。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约3.3亿千瓦，同比增长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1亿千瓦，同比增长20.9％。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双双突破3亿千瓦大关，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2021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达到1.01亿千瓦，其中风电新增4757万千瓦，光伏发电新增5297万千瓦。

但是，新增的电力、能源需求势头很猛，还不能被新增的非化石能源所满足。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仲颖所说，我国的风光发电发展速度在世界来说已经相当快，但如果要发挥煤电机组的基石作用、煤电机组的灵活性作用，风光发电发展速度还远远不够。我们不仅要替代增量，还要逐渐去替代存量，这个存量是煤电机组的发电量而不是煤电机组。

不过，人们对于未来仍可持乐观态度。邹骥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测算了一下，认为利用现在这样一个大的政策态势，加速和加倍可再生能源发展，是有可能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能源需求的。”

此外，对于新能源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励创新。“社会对新能源所作出的贡献、评估和激励是不够的。”邹骥说，对于新能源还缺少足够的市场刺激，光靠原有的碳排放市场可能不够。邹骥透露，他正在研究有没有必要再开拓一块新的市场空间，给新能源以足够的评估、奖励或激励。

邹骥还建议，减排目标目前还是国家目标，到具体的区域如何分解，还没有完全落实。“如果指标不能系统化分解到相关的主体身上，这就容易存在‘碳泄露’的问题。而如果体制上存在很大的泄露空间，激励机制就很难形成。”

加强各国务实合作

中美欧将有大动作

各国之间加强合作，也是协调推进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一。

解振华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以低碳能源产业技术合作为重要抓手，切实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

唯有通过行动，愿景才能变为现实。各方应该重信守诺，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愿景，并根据国情尽己所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举措落地实施。发达国家不仅自己要做得更多，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

合作也是存在基础的。解振华分析说，中美、中欧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政策理念相似。“我们这些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政策措施大同小异，大家都在干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各国国情不同，措施有所区分，这方面具有广泛的利益交汇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零件制造国，中国在新能源供应链、制造业和产品研发方面具有较好基础。美欧等发达国家则具有核心技术、应用技术、商业模式、市场拓展等方面的优势。在解振华看来：“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清洁能源转型示范、传授经验、提供支持和帮助方面，应该说中美欧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力，务实合作将仍然是大的趋势和主流。”

合作不仅是政府间的政策对话交流，还应该是地方、企业、智库间的产业研发合作。解振华认为，如果有地方政府、企业、智库专家的参与，可能这种双边合作多边合作才能够更务实、更可持续。这样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转化，既有利于各国落实各目标和长期目标，也顺应世界绿色低碳转型、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大趋势。

莫罗·佩特里西奥尼也提出要加强合作。“中欧之间正在面临同样的挑战，而问题也非常类似。我们面临的都是类似的驱动因素，同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也在使用同样的材料让我们共同修建一座桥梁，渡过这条河流。”

目前中欧均已启动转型。中欧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在碳市场交流、法规合作、科学以及现代等方面的技术交流和沟通，对双方的政策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莫罗·佩特里西奥尼期待，未来可以在国际合作中加大投入。

“我想，大家不久就可能看到中美、中欧在气候领域能源转型方面务实合作会有新的行动，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早一点到来。”解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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