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薪火

玉，温润柔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千年来，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深深植根于世代中国人灵魂的深处。在古代社会中，凡祭祀、朝聘、盟誓、婚嫁等重大活动中都会使用玉，玉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神灵、祖先的媒介和法物。在古蜀地区，玉也在祭祀、朝贡等活动中被使用。此次四川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中，出土了不少玉器。这些玉器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从器物外形到用途都十分近似，一脉相承。金沙玉器秉承三星堆玉器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将古蜀玉器推向又一个高峰。

三星堆玉器大多出土于祭祀坑，金沙玉器也基本都出土于大型祭祀活动区中，且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几乎不见使用痕迹，可见均非实用器，而是用于古蜀国重要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礼仪性用品，均具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和神性色彩。由于玉材选用广泛并受当地土壤埋藏环境的影响，金沙玉器多呈现出艳丽的色泽，沁色十分丰富。

在器形方面，金沙出土的V字形首的玉璋、前分叉口的玉戈、凹刃玉凿、玉人面等器物与三星堆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传承；又在其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发展，玉椭圆形饰、玉梯形槽形器、玉镂空饰件、玉镯、多边形器、瓶形器等都是金沙的特色器物，不见或少见于其他区域。

在制作工艺上，两个遗址出土的玉器均经过开料、片（锯）割、线切割、钻孔、刻纹、镂雕、减地阳刻、打磨、抛光等一系列完整的工序，但金沙时期的工艺技法明显比三星堆时期更加精湛细腻，显示出其继承自三星堆的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工艺，如圆雕技法及阳刻技法。金沙玉器与三星堆玉器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传承，三星堆玉器开创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并为随之而来的金沙玉器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凹刃玉凿

此次三星堆4号坑新发现的一种器物表面一面平整，一面呈弧形，平面近刃口内凹的玉凿，被称之为凹刃凿形器，可能是从实用工具“凿”演变而来的，在四川仅见于三星堆和金沙。

与这两件玉凿形态相近的小型石凿最早发现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后来在三星堆一号坑内曾出土有3件玉凹刃凿形器，在金沙遗址发现有50余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凿，表面色泽丰富，大多选料讲究，制作精美，没有使用痕迹，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用于祭祀活动重要礼器。此外，此类玉石器曾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等地的青铜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发现，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也是古蜀王国与东南亚地区存在文化交流与联系的最好物证。

玉璧

在圆孔周缘有一周凸起的玉璧称为有领玉璧。有领玉璧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河南就已出现，后来在殷墟、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衡阳市杏花村的商墓及三星堆器物坑中都有发现。

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玉璧形器中，以有领玉璧最为普遍，三星堆之前出土此类器物14件，金沙遗址更是出土有领璧、环形器近100件，说明有领璧在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非常流行，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礼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大多色泽丰富艳丽，制作也是非常精细。有的环面光洁莹润，有的环面上还等距刻划出多道同心圆圈纹，纹饰的深浅疏密显得很有规律。整体制作都极规整，孔璧打磨也非常光滑。

金沙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在玉材上充分体现了金沙玉器的鲜明特色：玉器内部的结构较为疏松，多孔隙，极易风化，材料内部多为白色、灰色、浅黄褐等基本无色系列，但是器物的表面则大多呈现出红、紫、褐、黑等丰富而又缤纷的色泽。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受到外来金属离子及有机物的吸附影响，从而形成这种交替变化、韵味十足、极其动人的天然图案。

玉璋

两件玉璋刃部呈“V”字形，这种形制的玉璋在全国其他地方极少见到，而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有大量出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金沙玉璋“V”字形刃部的制作最为精细，在两面的“V”字形中部都磨出浅槽，边缘起脊，外刃缘修薄，器身中部微凸。阑饰则极其简化，仅刻出几道浅槽，却并不做出齿突，是兽形阑饰的一种退化形式。整器打磨光滑，制作相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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