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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渭河以南政治功能的加强，秦咸阳城北区的经济职能日趋明显。仅西部的聂家沟和胡家沟区就有14组建筑明确是与国家级府库和手工业制作有关。这些建筑规模宏大，其中一组基址东距“咸阳宫”西墙26米，平面呈长条形，南北总长约142米，东西宽约37米，内部有3个单元，外部东、南有夯墙和踩踏面。围绕建筑有大量的制骨遗存，在不足20平方米的范围内试掘出骨质遗物600余千克，另外还有铁质、石质工具。显然，这些生产遗存与大型建筑之间存在关联性，应与秦咸阳城手工制作作坊和管理有关。

2016年发掘的府库遗址，东西长约110米，南北宽21米，四周及内部的夯土墙垣厚度约2.5米，复原高度4米以上。内部分隔有房屋5间，单间面积约330平方米，每间有木柱3行4列，计12根，柱下有柱石。该建筑毁于烈火，在被焚烧前还曾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地面留下挖掘的乱坑。在其中一间房屋内出土了大量石编磬，30余件残块上发现有刻文，内容为“北宫乐府”“乐府”及“右四”“八”“三”等数字编号。这些文字确定了渭北区统称“北宫”并设乐府，加上秦末项羽焚烧宫室的历史事实，对研究咸阳城北区布局有重要意义。在相邻的另一房间内出土了一枚“大内缯官”封泥。在对应封泥的房间外部有可用于储排水的设施，陶水管道总长近60米，根据淤泥厚度推测其最大储水量超过200立方米。这些设施应该与府库的消防设施有关，印证了秦简《仓律》等秦律内容。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一号宫殿东约300米处的六号高台建筑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距建筑北约500米处发现了一处石铠甲制作地点。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9年年报》所示，已经探明遗存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考古人员通过百余平方米的试掘，发现了灰坑、房址、水沟、磨制石片形成的粉末堆等遗迹，出土了大量有关铠甲制作的遗物。其中包括石料、坯料、废品和打琢的碎渣以及编连所用的铜条、铅条，此外还有铁锥、钻、刀、磨石等工具。发现的石料均为青色石灰石。其中部分石片已经接近成型的甲片，表面抛光，有长方形钻孔，边棱和边角已经过处理。为了贴合人体曲线，石片制成正面微鼓、背面微凹的形状。这些特征与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完全一致。

1999年在秦始皇陵园发现石铠甲陪葬坑之后，考古人员曾在陵园北部约4千米的新丰镇发现石铠甲制作地点，并对石铠甲的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在距离秦始皇陵40千米之外的咸阳城遗址宫殿核心区发现类似遗存，一方面有助于考古工作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技艺、工艺流程，对研究秦代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除器物本身意义外，这次发现可谓“连接了秦始皇的生与死”。

秦咸阳城遗址是当年秦始皇生前居住、办公的地方，这里还承担着提供秦始皇死后埋葬品的生产任务，这种联系既扩大了秦始皇陵陪葬用品的来源地（1974年兵马俑发现至今，对其制作地点的寻找一直局限在陵园周围，但始终没有结果），也突破了对该区域遗址属性的认识。

根据秦代官制，九卿之一的少府负责生产皇室日常各类用品，其中也包括丧葬用品。秦在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后，其城市布局可能发生了变化。毕竟手工业制作靠近宫殿区，无论是对处理政务的前朝还是佳丽云集的后宫，都存在不利影响。或许秦末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咸阳城的布局已经有了重新调整。

具体来说，渭河以南的宫殿可能更多承担首都行政职能，比如朝会和皇帝的日常起居都会在这里；而渭河以北宫区，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城市经济发展职能。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说明北区成为安置旧国宫观及战争所获人财物之地，当然有些夯土建筑就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的官署机构。实际上，高等级建筑中掺杂制陶、冶炼工场等手工业遗存，早有专家表示过质疑，由时瑞宝所著的《秦咸阳相关问题浅议》指出，“这些工场靠近官署区尚可理解，如果把头道原的官署区看作宫殿区，那么这些工场遗址的存在就不大合理了”。

（来源：西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安文化遗产辑录》，主编：赵荣、李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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