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薪火
元 以《周礼》为参照修建大都圜丘
圜丘是天坛的重要礼制建筑,在“礼莫大乎敬天,义莫隆于郊祀”的封建王朝,是冬至日帝王祭天等活动的场所。历代帝王继承大统,都需尊崇天地,而尊崇天地的途径便是定期举行祭祀天地大典。古代以“天”为至阳所在,又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二、四、六、八则相对应为阴数。在各阳数中,九为极数,是阳中至阳,而九九又归于一。古人的数字观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从圜丘的建制变迁,可以看到阳数是如何应用于圜丘建造的方方面面。
北京地区出现圜丘始于金元时期。金代圜丘始建于金世宗时期,圜丘分为三层,存续时间不长。到了元代,国家制度与地方建设多遵从上古典籍,如国名“元”取自《周易》,大都城建设本于《周礼》等,元代的圜丘建制也有所依据。忽必烈在至元十二年初建祭台后,祭天之礼日渐废弛。元成宗大德年间,右丞相哈剌哈孙等上书请求以《周礼》为参照修建大都城内圜丘。
元代圜丘分为三层,以合古代哲学中的天、地、人“三才一贯”的思想。元代圜丘因时损益,针对《周礼》中对每层周长并未规定的情况,定为第一层直径为元制五丈,二层十丈,下层十五丈,实际上分别是五的一倍、二倍和三倍。同时规定每层高度均为八尺一寸,以合八卦中乾卦九九归一的特点。圜丘每层四面有台阶,各有十二级。圜丘外设两重城墙,又称“壝”,内壝距离圜丘二十五步,外壝距离圜丘五十四步。元代圜丘存续时间虽不长,其依古礼建造的思想却被明清两代继承并发展。
明 北京天坛规制参照南京而更华美
明清时,圜丘祭天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大祀之首,因此对其建制更为重视。明代的圜丘建造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当时朱元璋是韩宋政权的吴王。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同年在圜丘举行首次祭天礼,圜丘建于应天城的钟山之南。明初圜丘形制较元代有所缩小,层数减为两层,上层直径为明制七丈,下层增加五丈,每层高八尺一寸,四面台阶由十二级降为九级。
明代立国于江南,南方属阳,为突显南方尊贵,特意将上层正南面的台阶宽度定为九尺五寸,东、西、北三面台阶则为八尺一寸,下层台阶也是如此。同时圜丘内壝南面有三门,也有别于其他三面仅开一门。洪武四年改建圜丘时,尺寸均比洪武初年有所缩小,上层直径由七丈降为四丈五尺,高度由八尺一寸减为五尺二寸。洪武四年的圜丘形制已出现二、四、六、八这样的阴数。
明初时将天地分开祭祀,洪武十年,祭天时阴雨连绵,朱元璋联想到天地分开祭祀犹如家祭时单独祭祀父母一样,既与礼、孝等观念不合,也无法显示对天地的尊崇,因此改为天地合祭。朱元璋命开国功臣李善长监工,改造圜丘。改造后的圜丘新建了大祀殿,取阳数的理念也得到一定恢复。
永乐十八年,包括天地坛在内的北京宫殿、坛场等完工,其规制均参照南京,而高大壮丽则过之。次年,明迁都北京。此后,北京南郊天地坛的形制延续百余年。
嘉靖九年,朝廷重新议定天地分祀。《明史》记载嘉靖时圜丘形制尺寸与洪武初期天地分祭时一致。但实际上为突显皇权,圜丘建筑已大不相同。改建后的圜丘层级恢复了元代的三层,各层长宽均有增加。为印证“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人感应”思想,嘉靖帝决定圜丘一层高度为九尺,高于二、三层的八尺一寸;圜丘一层直径五丈九尺,二层九丈,三层十二丈,每层四面台阶均为九级。圜丘改建后,又在大祀殿旧址改建大享殿。万历三年,首辅张居正等编辑《郊祀新旧图考》,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世宗朱厚熜的圜丘形制一一载明呈送万历皇帝。至此,明代圜丘形制未再改动。
清 乾隆时大规模改造终成现存形制
清代圜丘始建于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天聪十年,后金先在沈阳德盛门外建圜丘等,于此祭告天地,定国号为清,并改元崇德。此时的圜丘建制与明后期圜丘相同,只是尺寸远不及明代圜丘,最下面的第三层周长五丈四尺,还不及明后期圜丘第一层的直径。且沈阳圜丘每层仅高三尺,可知此时圜丘形制颇为简陋。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年幼的顺治帝于十月初一在北京再行登基礼,同日亲至天坛祭告天地,此时的圜丘仍沿用明代后期形制。
乾隆时,清廷对天坛开启大规模改造。圜丘改筑于乾隆十二年,乾隆帝特命改建圜丘要遵循古代度量衡,而古尺一尺恰好相当于当时的“营造尺”八寸一分,又与九九之数相合。
具体到圜丘三层的尺寸,上层直径为九丈,取“一九”;中层直径十五丈,取“三五”,下层直径二十一丈,取“三七”,这些数目在古人看来皆是阳数中的“天数”,三层直径合计四十五丈,暗合帝王“九五之尊”的用意。各层石板以扇形排列,上层正中天心石外,环砌九块石板,向外每环依次增加九块,上层为一九(9块)至九九(81块),中层为90块至162块,下层为171块至243块。这样以九构成的倍数增加,暗喻了“九重天”的概念。以等差数列计算,除去天心石外,圜丘三层坛面石板共计3402块。
明后期圜丘各层栏板数自上至下为9、17、25,乾隆时为应和天为圆、圆周360度的观念,将栏板数调整为72、108和188。不过,实际栏板数为上层36,中层72,下层108,共计216。圜丘各层高度也自上而下逐渐减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天坛曾为冬营驻地,形制有所破坏。上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天坛公园管理处陆续按原形制恢复了圜丘及其周边建筑古迹。
延伸阅读
圜丘数字背后的帝王心境
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圜丘则是沟通人间帝王与昊天上帝的桥梁。古人认为冬至一阳生,在阴阳交割时祭天与夏至祭地一样,属顺应阴阳之义的祀典。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已先后讨平陈友谅与张士诚,江南之地尽入囊中。此时,朱元璋头上的名义皇帝韩林儿已死,朱元璋的称帝建国之路再无阻碍。这年秋天,朱元璋先后命人修筑圜丘、方丘、社稷坛、太庙等祭祀建筑,事实上已有完整的国家机器,称帝只需一个合适的时机。随着徐达率军进入大都城,元代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宣告终结,明王朝随之诞生。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后,曾下令取消建文帝下达的各项政令,甚至在年号上也不承认建文,而是继续沿用洪武年号。为表明他本人才是明太祖治国精神的领会者,北京城的营建也处处模仿南京城,只是更为恢弘壮丽。
嘉靖帝更定天地分祀,表面上是恢复古代祭仪及洪武祖制,实则与青年帝王的权力野心密不可分。朱厚熜以外地藩王进京继承帝位,在其父兴献王的地位等问题上与朝臣长期对峙,此即明代中期的“大礼议”事件。嘉靖帝抛出天地分开祭祀的问题,其意在于通过更改祀典提升皇权。最初大多数臣子反对天地分祀,但联想到“大礼议”事件中纷纷掉落的乌纱帽,各部官员只得表示赞同,转瞬之间朝中风向倒向了少年天子。
乾隆时圜丘的形制,在阳数运用上达到了极致,这与乾隆本人的性格有重要关系。乾隆初年,正是清朝国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乾隆帝对他治下的国家极度自信,他重视礼制,扩建圜丘的起因是坛上设置祭品处过于狭窄,这也是乾隆帝为体现“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进而垄断与上天交流权力的制度安排。
古代帝王建天坛,以敬自然、祭祖先,向往和谐的天人关系。天是宇宙,是自然规律,人是自然之子,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古人于圜丘之上,仰望昊天苍苍,祝祷风调雨顺。天坛建坛600年,传达了中国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天坛所承载的还有中华民族敬天爱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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