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物

       听到党中央决定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消息，82岁的吴乃虎老人很激动。他拿起一直摆放在台灯下的那枚熠熠生辉的党徽，眯起眼睛，目光扫过上面鲜红色的旗帜、金色的镰刀锤头以及遒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党徽上莹莹的光随着他的手微微颤抖着，多年以来的回忆涌上心头。

1965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吴乃虎就入了党。在安徽农村的生产队时，吴乃虎获知自己得到组织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彼时举起右手宣誓的那股子冲劲，56年来一直陪着他搞科研、写专著、编教案，没有一刻缺席。

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炎热夏天，在中科院遗传所从事“八四一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团队需要将一箱试验材料送到另一个研究单位。

“材料装在重达七八十斤的特制铅盒中。起初我们根据研究要求计划用小汽车运送，但申请用车没有得到批准。”吴乃虎说。

时间紧迫，吴乃虎最终决定骑上自行车自己送过去。

那时的北京，北四环外还是名副其实的郊外。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小径上骑着一辆平凡的自行车，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特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车上的担子“重千斤”。

这份重要的材料是科研任务有所突破的关键一环。1978年，吴乃虎作为主要研发人员之一参与的“八四一国防科研任务”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作为代价，吴乃虎曾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孝骞处求医。张孝骞问：你接触过特别的东西吗？吴乃虎答：张教授，我们有规定，有些东西不能讲。

“越是困难越要向前。”吴乃虎说，“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人民助学金；去北大的路费、过冬的衣被、生活费和学杂费全部由政府支持；赴美留学的所有费用，包括制装费也是由政府提供的。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哺育，不会有今天的我。”

为人民服务，哪能都是不困难的事情？吴乃虎铭记共产党员的信念，把新科学带回国。

1983年，吴乃虎获得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年薪25000美元的癌症研究所，一个是年薪不足5000美元的康奈尔大学。

吴乃虎选择了后者，谈及原因，他说：“国家选派我出国是为了发展基因工程新技术，后者才能把新技术学清楚。”

把基因工程技术学个“底掉儿”还要带回来，是吴乃虎踏出国门前就下定的决心。

3年后，吴乃虎回国行李中，最“重磅”的就是和基因工程技术相关的文献资料，一共大小50箱，是在他的导师吴瑞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用3年时间持续积累和整理的。运回国时，海关人员逐箱检查后发现全是书本资料，禁不住感叹：“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啊。”

“教育是发展科学的基础。”吴乃虎也因此把书看得特别重要。回国后的两年，他既要组织筹建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又要把带回来的实验操作经验、技术指南、英文文献“吃透吐出”、整理成书。

大年三十，他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春节假期是最高效的写作时间，儿子被发动起来为他电脑作图、妻子为他打字誊抄书稿……

在把基因工程新技术带回国的路上，他们日夜兼程；

在让新技术的种子“萌发”的路上，他们分秒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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