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薪火

福建永定境内的传统民居建筑——客家土楼，我国建筑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将其写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等学术著作之中。

毛主席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这类建筑物——土围子，但其寓意却不那么正面：“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毛主席所提的土围子，是指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一处有夯土围墙的土豪宅院，之所以这个称谓令毛泽东印象极深，源自红军战史上更早的一次挫折：1932年6月，红军东路军团出征广东南雄，未料在途经福建省武平县大禾乡一处土围子时遭遇阻击，红四军军长王良饮弹阵亡。这一历史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类客家民居的军事防御能力。比较起来，大禾乡的土围子比志丹县的土围子更为坚固，也比云南“一颗印”式民居规模远为庞大。

为什么这类民居建筑有如此突出的军事防御功能呢？客家土楼的形成，有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居住于此的人也不仅仅是土豪劣绅，占多数的还是普通百姓。

自西晋末年至南宋，将近千年的时间里，相继有中原一带百姓因战乱、饥荒等各种原因，辗转万里，迁居至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客家民系。这批客家人在新的栖息地需要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两方面的挑战：山区或深山密林之中的野兽出没、原住民的袭扰、盗匪劫掠等，需要迁徙者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去共渡难关。因此，客家人所到之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于是，他们选择了能给同姓同族的各家相对独立的空间、又便于共同生活的集居类建筑形式——土楼、围屋等。当然，在日后的生活中，建造这类建筑者，也不完全是客家人了。

这类民居总的特点可归纳为：依山就势，依照传统建筑规划理念合理布局，巧妙地利用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建筑材料，以厚重的夯土墙壁形成立面为圆形或方形的三至五层的围楼；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的要求，楼内有几十户乃至上百户人家共同生活，具有完备的军事防御设施。可以说，客家土楼、围屋自成体系，具有节约资源、坚固、防御性强的特点，是将极富美感的木结构与坚固的夯土技术相结合的高层民居建筑类型。还应注意到：客家人原本都是中原望族，即使后来迁徙到蛮荒之地，仍然非常重视家族传承和文化教育，所以每一座土楼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通常出自家族祖训；每座土楼都会有祖堂，不仅是婚嫁、祭祖的地方，也是家族教育后辈的地方。

闽西南土楼又分为圆形土楼和方形土楼。在外人看来，土楼或围屋最突出的是外立面之雄伟，并由此联想到这个圆形或方形的外墙面，必定向内合围出一个宽阔的内庭院，殊不知这个内庭院并不是空地广场，而往往布置着祖堂等“土楼中之土楼”，甚至会在科举昌盛的时期设立家族书塾，是整座建筑的文化核心。

大体上，土楼类民居是现存体量最大的、最成聚落规模的建筑组群。尽管这些客家民居在当地与非框架建筑的风格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也显得特立独行，但深究起来，其文化内核实际上相比汉族中原文化并无大的改变。这些原本是中原望族的人家，迁徙数千里，历经数百年上千年时光流逝，建造的房屋有外观的变化，但生活习俗与文化理念却恪守始终。

圆形土楼一般以一个圆心出发，依不同的半径，一层层向外展开，其最中心处为家族祠院，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最外一环住人。整个土楼的房间大小一致，面积约10平方米，使用共同的楼梯。

以常见的四层土楼为例，最外一环一般底层作厨房和杂物间，二层储藏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故底层与二层均不辟外窗，三层四层为起居室，三层一般向外开设窄窗，兼有射击孔和采光功能，四层设较大窗户，采光为主，兼作瞭望之用。四层有时加设挑台，各层内侧以回廊相通，有公共楼梯。按一开间的一至四层为单元分配给各户人家，人口多者可拥有两个单元。

圆形土楼内侧回廊（图片来源：殷力欣）

环楼中央按总体面积大小，设单层的环形建筑1—3环，中央为祭祖、议事、婚丧典礼等公共空间，其与外环之间的房屋，仍按户数分配给各家作杂物间或饲养家畜。

圆形土楼的建筑结构为土木混合结构，厚达1米以上的夯土外墙为承重墙，与内部木构架相结合，并加设与外墙垂直的隔墙以增强整体的坚固性。屋顶为环形两面坡瓦顶，出檐较大。向内一侧的门窗、回廊、楼梯等以木构件为主，用材较粗壮厚实，突出坚固性与实用性，不做过于烦琐的雕饰。一般圆形土楼开三孔大门，石拱券门框，厚木板门还会做包贴铁皮的防火处理，门上置防火水柜，一般不做门罩等装饰。

方形土楼在布局上与圆楼相近，区别只在于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正门前又设附属房屋形成前院。从历史沿革上看，似乎方楼早于圆楼。

（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副总编辑；播音：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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