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西安

我国以讲故事为内容的说唱艺术，主要由歌唱和说白交替进行，互相补充，其文学底本的基础为民间叙事诗。经过汉代以来数百年的不断发展，在充分汲取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唐代的说唱艺术又有了更大的发展，较之前代更加兴盛。长安作为唐王朝的国都，说唱表演自然非常盛行。当时的说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寺院僧尼的说唱，称之为“俗讲”；一种是世俗艺人们的说唱，称之为“说话”。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佛教信徒们的不断推广，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佛教的寺院是非常多的。为了宣传佛教的教义，寺院的僧尼们常借助于说唱这种为民间所喜闻乐道的形式，用来通俗地讲述佛经故事，边讲边唱，这种形式，当时称之为“俗讲”。而俗讲所用的文学底本，就叫做“变文”。据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卷五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这里提到的六座寺院分别位于长安城内的晋昌坊、新昌坊、开化坊、永乐坊、平康坊和长乐坊。当时的戏场自是百戏杂陈之所，但既设在寺院之中，俗讲就应占据有利地位。不过，俗讲活动最为兴盛的还不在这四处戏场，而是在保唐寺(尼讲)和安国寺(僧讲)。根据多种资料显示，长安俗讲的兴盛时期应当是在唐代后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俗讲僧就是文溆。据唐代赵璘的《因话录》卷四记载:“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他所讲唱的内容，虽然仍假托佛教经论，但已更多地掺入了世俗的“淫秽鄙亵之事”，也就是世俗男女情爱之类的故事，所以很受市民百姓的欢迎，并且还激发了乐工们的音乐创作。有一首名叫《文溆子》的曲子，据说就是当时的乐工因受了他讲唱的启发而创作的。由于他的俗讲水平高，吸引人，以至连当时的皇帝都注意到了他。宝历二年(826年)六月，唐敬宗就曾亲临修德坊的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他又奉唐武宗之命在会昌寺开俗讲。当时在长安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称赞说:“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也许正是因为俗讲的内容多涉“淫秽鄙亵之事”，所以自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起，朝廷曾一度停止俗讲。直至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才又重新开讲。此后，又先后于同年九月一日、次年正月一日、五月多次在长安城内寺院开设俗讲，足见当时朝野对这项活动的重视。

在唐代，佛、道二教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这也表现在说唱活动中。胡三省曾经说过:“俗讲者……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为了广收信徒以募集资财，与佛教寺院进行竞争，当时的道士、女冠们也纷纷模仿俗讲的样子，在道观中讲唱，以招徕听众。韩愈的《华山女》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诗中写到:“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协，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遂来升座演真诀……扫除众寺人迹绝……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簪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华山女凭借着她的姿色和讲唱，在与佛寺俗讲争夺听众和布施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除了俗讲之外，唐代长安的世俗说唱、也就是“说话”也是比较盛行的。说话，即讲故事之意。唐代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卷十中就有“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的记载。按照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言:“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罗烨的《醉翁谈录》等，都有关于说话分类的记载。但由于各书文词含混，近人断句标准不一，因此对“四家”的划分不尽相同，大致包括“小说”“谈经”“讲史书”“说诨话"“合生”“商谜”等形式。然溯本追源，我们就会发现，宋代说话中的“小说”“谈经”“讲史书”等诸种形式，则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其中演述佛经故事的“谈经”，应当就是唐代的俗讲；只不过唐代的俗讲是由僧尼为之，而宋代的谈经则由世俗的艺人来进行。

小说，就是以讲述各种神仙灵怪、男女情爱、风尘妓女、武侠、公案等传奇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说唱艺术。此种技艺，唐代即已有之。据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载:“予太和(827-835)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这表明，小说这种说唱艺术至迟在9世纪初即已出现。听众除了一般市民外，还有一些文人和官僚贵族。而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听说唱艺人的表演之外，他们中有的也擅长此技。唐宪宗时有个叫韦绶的侍读官，就“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传奇小说的创作大盛，被收辑到《太平广记》中的很多，它们中恐怕有不少都是唐代小说艺人说唱时所用的文学底本。

讲史书，就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说唱艺术。这在唐代也有其踪迹。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所反映的就是当时讲述三国故事的动人场面。而王建的《观蛮妓》中“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的诗句，则又反映了当时艺人说唱王昭君故事的场面。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人们就发现了有关王昭君故事的说唱底本《王昭君变文》；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历史故事的说唱底本，如《季布变文》《汉将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由这些历史故事说唱底本的大量发现，我们可以看出，讲史书在唐代其实也是比较盛行的；而且，这种说唱技艺与俗讲也有一定的关系，说明俗讲僧尼除了讲唱佛教故事，也讲唱历史故事。只是唐代还未见“讲史书”这种说话形式的名称，想来其内容是包含在俗讲或别的说话形式之中了。

此外，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合生”为宋人说话一种说唱(说话)技艺。考诸史书，此说似有不确。据(新唐书·武平一传》记载，有次唐中宗在两仪殿设宴，“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谏日：‘……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日合生。’”可见，唐代的合生当源出胡乐，表演时以歌唱为主，穿插舞蹈。抑或还有说，这种以歌舞为主的合生，与其说是一种说唱技艺，倒不如说是一种歌舞戏。 而宋代的所谓“合生”(一作“合笙”)，据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乙集卷六的记载，是指“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也许宋代的合生借鉴了唐代合生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为题材以及“滑稽玩讽”的一些特点，但就文献中的记载来看，二者在表演形式上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宋代的合生是说话的一个流派，就认为唐代的合生也是一种说唱技艺。

虽说唐代的合生不属说唱这种技艺，但这并不影响世俗说唱(说话)在当时的流行和受欢迎。据孙棨《北里志序》中说:“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言话，即说话。为了能多招徕一些客人， 长安城中的许多妓女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说唱技艺。另据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记载，玄宗晚年，退位为太上皇，为了让玄宗高兴，有时也在西内“讲经论义，啭变说话”。啭变说话，当即说唱变文。连皇帝也常听说唱取乐，可见其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唐代长安寺院中的戏场以及东、西两市乃至些大街、里坊，常有杂戏演出，说话作为受市人欢迎的杂戏之一，自应列置其间。而其演出时的具体形象，则在西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就有生动的表现。1966年，在西安西郊制药厂工地曾出土一组造型生动的唐代红陶说唱俑，系由一个说唱俑和两个伴奏俑组成。说唱俑高23厘米，坐于高凳上，长须，左手扶腿，右手举至胸前，正在兴致勃勃地说唱。身旁的两个伴奏俑均高17厘米，一个盘腿坐于圆形垫子上，双手捧笙认真地在吹奏；另一个两腿交叉侧身而坐，作敲弹状。他们的表情真实而传神，造型生动而逼真，似乎已陶醉在他们的表演之中。此外，在临潼关山唐墓也曾出土六件说唱俑，五男一女，其中还有胡人形象者。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唐代的说唱艺术提供了具体形象的资料。

西安出土唐代说唱俑

唐代说话的文学底本叫话本，在敦煌卷子写本中就发现有唐代的说话话本《庐山远公话》等。不过，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更多的则是俗讲的文学底本——变文。唐代流行了佛教的变文之后，当时的民间就把变文的名称也用于一般非佛教的说唱。所以，变文的内容除宗教故事外，还有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等。我们现今所见的变文，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其中大部分为宗教内容，也有一些世俗性的变文，如《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等。而从事变文说唱的，除了僧尼之外，也有一些世俗的民间艺人。如唐代吉师老的《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溃。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从这首诗我们不难看出，《王昭君变文》在当时就有由俗家女演唱的，而且在表演过程中是有说(“说尽”)有唱(“转”——啭)，并且有画卷配合。而从现存的敦煌变文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变文多数是散文体的说白和韵文体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相互交织，有说有唱，复沓回环，并在说唱时还辅以观看图画。这种穿插歌唱、图画的形式，常常选择在由白变唱之际。如《降魔变文》中的“且看……若为陈说：(七字句辞)”，“……处，若为：(七字句辞)”；《李陵变文》中的“看……处，若为陈说：(七字句辞)”；《汉将王陵变文》中的“[从此]一辅(即图画一幅)便是变初：(七字句辞)”；《破魔变文》中的“(七字句辞)，经题名目唱将来”。这些都是边说边唱并引导观看图画(变相)以加深印象、进一步领会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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