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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儒永院士,潮南人,潮籍女科学家
发布时间:2020-05-15     作者:   来源:综合整理   分享到:

出身名门,心系科学

1931年1月,新年的钟声敲醒了沉睡的香港,民众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庆气氛中,罗便臣道102号郑氏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她便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郑儒永。


郑儒永的母亲谢纫瑜,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出身江苏武进谢家,名门闺秀。郑儒永的父亲郑铁如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回国后任中国银行汕头支行行长、汉口分行副行长,直至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73年逝世时,周恩来总理发去唁电表示深切悼念,中央特派专机护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


▲年轻时的郑铁如

郑儒永的家境优渥,家教却并未缺失,在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影响下,她逐渐形成了高雅娟秀的气质和温和善良的品格。

▲年轻时期的郑儒永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后的香港,生灵涂炭,郑铁如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日军囚禁,郑儒永母亲携全家开始逃难。郑儒永就在这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读完了初中。抗战胜利后,为了让父母安心,郑儒永放弃了心仪的清华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岭南大学农学院,专业为植物病理专业。正是这个选择,让她踏上了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道路。

心思沉静,埋头科研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后,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为中科院植病研究室研究实习员,师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教授。

戴芳澜教授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是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他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1919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郑儒永与老师戴芳澜先生一起观察真菌

一开始,戴教授将她安排在标本室。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这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但郑儒永做得一丝不苟。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都要手写,然后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这一待就是四年。郑儒永回忆起这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的四年,脸上常常带着幸福又平和的笑容,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个真菌标本,以及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

的确如此。这四年里,郑儒永在科研这片沃土里,扎下了深根,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有了这深厚的积淀,她能够走得更远,也有更加充沛的动力,攀上科学高峰。

▲1953年,戴芳澜先生和真菌植病室人员摄于罗道庄原北京农业大学(前排左三为郑儒永)

厚积薄发,享誉国际

戴芳澜老师培养学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学生解决研究课题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求学生看大量的文献,跟课题没有关系的文献也要看,不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求学生对学科的认识要广。

“戴先生要求我们每个礼拜到他的家里,轮流做报告,做读书报告,就是让我们看很多文献,他也不告诉你要看什么,只给你一个题目,你自己去查文献,戴先生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

严师出高徒。在戴先生的指导下,郑儒永的学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被聘任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并且很快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随后,又与王云章、陆定安、姜广正、余茂效合译A.H.拉依洛原著《镰刀菌》,与戴芳谰、相望年、郑儒永合编《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此两本书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郑儒永跟随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为微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从此,她便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辛勤工作,五十多年,从未离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郑儒永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真菌科的分类》的部分编写工作,同时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1964年,33岁的郑儒永开始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毛霉目的研究论文,即便不断参加绿化、卫生劳动队、参加“四清”运动、到安徽支农,都没能打乱她发表论文的节奏。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郑儒永担起整理戴先生遗著的重任。在“五七”干校时,郑儒永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文献,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儒永与实验室的同事们合影

1977年,郑儒永关于白粉菌属(Erysiphe) 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接连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第二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真菌学家O.Eriksson主编的Systema Ascomycetum是反映子囊菌分类系统的一种重要刊物。他在1983年访华时看到了郑儒永后来在1985年的Mycotaxon上发表的“白粉菌的属”一文的底稿时,立即要采用作为Systema Ascomycetum上白粉菌的分类系统并沿用到现在。十多年来,发表有不少重要的白粉菌著作,包括U. Braun在1987年出版的白粉菌世界性专著在内,但是Systema Ascomycetum始终采用郑儒永的系统不变。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1978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左二为郑儒永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名门闺秀,郑儒永没有丝毫富家小姐的娇弱之气,面对科研,她不怕困难,坚忍不拔,敢于挑战。

“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你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郑儒永

▲年轻时的郑儒永

在实际工作中,郑儒永经常要到偏远的山村和林区去采集真菌标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双肩挑,经常在雨后的田间小路上滑倒摔伤。在野外,也经常风餐露宿,吃野菜,吃野蘑菇。郑儒永总是和大家一起奔波劳苦,从不落后。

“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女同志,就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郑儒永

▲年轻的郑儒永泛舟湖上

▲出差会议期间的郑儒永

2016年1月,郑儒永院士度过了她85岁的寿诞,在耄耋之年,她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蹒跚地走过车流熙攘的马路,来到实验室。因为长期使用显微镜的缘故,她的腰很早就受到劳损,无法久坐。可真菌标本的观察和鉴定需要在显微镜前保持一个不变的姿势长达数小时。因此,她只能站在架高的显微镜前,这一站就是十几年。

▲郑儒永院士在显微镜旁工作

这就是为中国真菌学奉献一生的郑儒永先生,瘦弱的她站在显微镜前工作的样子,是人们心目中最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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