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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乐舞与百戏发展简述
发布时间:2020-04-20     作者:耿占军   来源:摘自《汉唐长安的乐舞与百戏》   分享到:

音乐和舞蹈萌芽于人类幼年时期,是人类最早用以传情达意的艺术形态之一。

音乐和舞蹈萌芽于人类幼年时期,是人类最早用以传情达意的艺术形态之一。 在原始社会中, 先民们用形象的语言、富于韵律的曲调,配合节奏感强烈的动作来表达劳动的愉快,丰收的喜悦,节日的欢乐,祈祷的虔诚和不幸的忧伤,这便是原始的乐舞。根据神话传说,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大禹等原始社会中的英雄人物,都制作有乐章,如黄帝所作乐章名《咸池》, 尧所作乐章名《大章》,舜所作乐章名《韶》,禹所作乐章名《夏》。而《尚书·尧典下》中也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与传说和典籍记载相印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陶埙和骨哨是最早的吹奏乐器,庙底沟遗址发现的陶钟是最早的敲击乐器。我们从近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中,还可以看到先民们五人一组、手拉手翩翩起舞的欢乐情景。等量人数的编组,律动整齐的舞蹈动作,体现出一种统一的格式 ,表现着统一的精神,表明舞蹈已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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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舞蹈纹陶盆

由中国的神话传说所透露和考古发现所证明的中国原始乐舞,都和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具有强烈的模拟特征。它要么是先民们劳动、祭祀过程中具体动作的直接再现,要么就是模仿他们狩猎的对象—鸟兽的动态, 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鸟兽跄跄”“百兽率舞” 的意思。正像人们在劳动时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而齐声呼喊劳动号子一样, 原始人也没有不舞而歌或者不歌而舞的。而一个值得注 意的现象是,无论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文物所描绘的原始歌舞,大多是人们集体的话动。这种现象暗示着,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部落成员间的团结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人们集体的活动,歌舞几乎是每个成员必备的技能。不过,总的看来,原始社会的乐舞相对还比较简单,只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才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原始的乐舞艺术与古代巫术结合紧密。就古汉语来说,“舞”与“巫”同声同义,实即一语。巫的起源很早,它以舞降神,它的舞风便成为古代乐舞的组成部分。

进人奴隶社会以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分工,此时的乐舞开始摆脱原始先民歌舞的群体自娱性,而向表演艺术发展,由此出现了专业的乐舞奴隶。当时的统治者利用乐舞加强其神权统治;借乐舞来歌颂自己的武功,以威慑人民;又利用乐舞作为自己奢侈享乐的工具。特别是用乐舞作为享乐工具方面,统治阶级是穷奢极欲、漫无限制的。夏启曾过度地利用乐舞进行狂欢。发展到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他所拥有的女乐数量更是惊人。商汤灭夏以后,以夏亡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新兴的统治者曾在一个期间内禁止统治者内部纵情乐舞。但到后来,就行不通了。到了最末一个统治者商纣,命令乐工创作新乐调,表演华丽复杂的歌舞,并进行狂欢。不仅如此,奴隶主死后,还要乐舞奴隶为他们殉葬。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奴隶主大墓及其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杀祭的人体尸骨。大墓还出土了雕刻精美的乐器大石磬。椁室两侧的24具年轻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铜戈,证明她们生前是一群乐舞奴隶。

统治者除利用乐舞作为自己的享乐工具以外,还设法通过乐舞歌颂自己的武功以威慑人民。当商汤取代夏桀而据有最高统治地位的时候,便有一个乐舞作品《大濩》出现,其内容是纪念商汤伐桀的功勋。后来周武王伐纣取得成功以后,同样有一个乐舞作品《大武》 出现,其内容是歌颂武王伐纣的军事成就。

当时的统治者还利用乐舞加强其神权统治,从而使祭祀乐舞巫舞盛行。 尤其是在商代,统治者特别迷信巫术和祭祀,因此巫歌巫舞也就风行一时。 而相关的资料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屡有发现。到了周代,祭祀乐舞虽不如商代风行,但在当时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其中,还有一部分巫舞经过商周两代的酝酿发展成全民性的风俗性乐舞,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蜡舞》《雩舞》和《傩舞》。
周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便制定了礼乐制度,对不同等级所拥有的乐队的规模作了严格的规定。当时,乐舞的行列称“佾”,每佾八人。天子的乐舞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当时,属于统治者所编排的雅乐体系的乐舞有《云门) 《大章》《大韶》大部》《大厦》《大濩》《大武》等“六代舞”,还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六小舞”和《象舞》。周王朝规定参加这些舞蹈表演的都是王室贵族子弟,而且把这些乐舞作为他们教育的必修科目。当然,作为老百姓的“野人”也是要学习礼乐的。周朝之所以如此重视乐舞,完全是为了文化控制,使之与“礼”相互补充,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当时的雅乐不仅用在祭祀仪式中,也用在贵族诸侯的宴会上。传世的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铸造出的宴乐图中,就有精美的舞蹈场面。但由于雅乐长期被作为“庙堂之乐”,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浓厚,形式上日趋刻板和僵化,遂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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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战国铜壶 上的乐舞图案

而与雅乐相反,民间流行的俗乐(又称“新乐”) 则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逐渐兴盛起来,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如战国时,魏文侯曾对子夏说过:“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齐宣王也对孟轲说过:“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而著名的《诗经》 中的“国风”部分,所收录的就是各地的民歌,其中描写歌舞的诗篇还是不少的。由于民间乐舞的兴盛,有些地方成了知名的歌舞之乡,《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提到擅长歌舞的“赵女郑姬”。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舞,活跃于贵族生活中的专业伎乐,且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乐”,对后世乐舞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随着音乐的发展,乐器也增加了,仅见于《诗经》记载内就有二三十种。如按乐器的原料来分类,不外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大类,古人称之为“八音”。金之属,如钟、錞、铙;石之属,如磬;丝之属,如琴、瑟;竹之属,如管、籥、萧、篪;匏之属,如笙、竽;土之属,如埙、缶;革之属,如鼓、鞞;木之属,如柷、敔。若依演奏手段来划分,则可将其划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弹弦乐器。

通过音乐实践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周代开始有了音乐理论。《管子·地员篇》》和《国语·周语下》都曾谈到宫、商、角、徵、羽五声的确立。后又增加变宫和变徵,成为七音。此即有名的三分损益法,根据管或弦的长度加长三分之一 或缩短三分之一,就有 了不同的长度, 由此产生不同的振动数而形成不同的音高。后又发展为十二律,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总称“六律、六吕”,或简称“律吕”。有了五音十二律之后,就可转移主调位置,取得“旋相为宫”的效果。一个调可以旋宫十二次,五种调式,共可得六十调。至此,十二律的音律体系已经完成,七声音阶已经开始应用了。

秦始皇在平灭东方六国的过程中,曾将所得的诸侯的“美人钟鼓”集中于咸阳宫中。及至统全国, 一切强调革新,反对沿袭古代,所以,音乐方面也不崇尚古乐。何况当时雅乐残缺,俗乐遂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秦二世就尤以“郑卫之声”之类的俗乐作为娱乐。当时,丞相李斯曾进谏,但赵高却认为这可以使“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还可以使朝廷的恩泽得到流布,是一时的风尚,消磨时间的娱乐。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雅乐衰坏而俗乐盛行的情况。只是秦朝短促,乐舞发展的成就有限,新的纪元的开始只有留待汉朝了。

前文曾谈到,《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o五引《汉元帝纂要》说:“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其实,这是指百戏达到一定规模、被集中起来为人表演以取乐是在秦汉之时。至于百戏中的有些项目,则起源更早。《庄子·徐无鬼》就曾谈到:南市宜僚以弄丸名于时。旧注称:“南市宜僚善弄丸,常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列子·说符》也记载宋国兰子弄七剑,五剑常在空中。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已擅于这种技艺,自然是难能可贵了。《史记·苏秦列传》也说,战国时,齐都临淄的人不仅“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而且也普遍参与斗鸡、走犬和蹋鞠。至于拔河,则相传楚将伐吴,设此戏“以为教战”;后遂流传民间,相沿不绝。还有角抵,“或曰战国时之戏”。秦二世也曾聚集艺人,表演过角抵、俳优之戏。只是秦代以前的百戏表演,尚处于肇始阶段,远不如汉代那样规模盛大、节目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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